两周后，安亚堡银行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他们有一件在金库的小差事给我，而希斯先生说我是个好工人。我不是去经手现钞或金银珠宝，但在一个星期多的工作时间内，我的确是在钢门后工作。银行有好些笔商业易早就结案了，在防火金库内，总账堆满了文件柜，特定日期前的分不重要文件必须加以清除，我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文件找来。我必须说，希斯先生对我的信心不但充分，而且持续了很久。幸运的是，这次我不会把栽植误以为杂草，也不会打破贵重品。不过，因为我正在申请国的永久居留权，金库的工作快完成时，移民局来信通知我，案还在审查时，不能发给我工作许可，因此我只好不情愿地停止在银行的工作。

我持续很久的一项工作是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底特律的吉罗公司(GiffelsandRossetti，Inc)号称是国大型的顾问公司，一度雇用一千多名专业员工。结构的主是哈利·艾尔斯博格(HarryEllsberg)先生。为犹太人的他，对少数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他也是韦恩州立大学(WayneState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因此我以绘图赚钱在密西造的计划，让他产生了兴趣。除此以外，没有人会雇用一个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又接近中年的外国人来当新手。我刚吉罗是在1956年，其后，我经历过各工作形态：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一周上两天班、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请、从安亚堡以汽车共乘制通勤上班、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前前后后在吉罗工作了八年。之间我也在安亚堡找零星的工作，大分是在餐饮业。

绘图员可以说是灰领阶级，要把工程师的草图画在大张的描图纸上，之后印成蓝图。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几何概念、擅于制图和写字的巧手、对建筑业的浅知识，包括钢制品手册的使用，而中毕业生就可以坐在绘图桌前。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有经验的绘图员每小时可挣三元或更多。如果再加上加班费，绘图员的薪可以抵得上薪资较差的知识分，例如助理教授。

这个工作的一大缺是对力的伤害，下班后开车回家时立刻受到这一。好则是有放松的效果，可以一整天画着直线、用手写字，却不必动用太多脑力。由于工作时不必耗费脑，我常让一些想法在脑中漫游，让结论到渠成现，而不是像解决数学题目一样要求有立即的解答。我就这样在工作时沉思默想。工程绘图就像涂鸦一样，让知有个自然的，脱离周遭的环境。格尔会抱怨，我有时候明明人在边，心思却不知飘到何，想来这是其来有自。我已经把自己训练成心不在焉，而且行之有年。

在吉罗，公司的规模可以收额外的人力，忙季时也雇用一些工程学系的研究生，因此很少遣散正职的员工。我在结构门不会构成同事的威胁或竞争，因此从来不曾会到自己和同事相洽。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厌烦待在底特律，决定去芝加哥，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个工作，又在伊凡斯顿(Evanston)找到一个房间，这里夏夜比较凉。搭乘架铁路不会比搭共乘汽车五十英里麻烦。但办公室内的其他数名绘图员并不知我只工作一个夏天，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不好过，尤其是一个留小平的年轻人，会用放大镜来证明我画的直线都是歪的。

当时我的弟弟竞存正要成为一名尖的航天工程师，他批评我在打工的时间太多，并且装打工是很神圣的事情。这样的批评只有分是对的，其实有时我非常不喜上工。我讨厌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整个城市都还在睡觉，我却必须面对刺骨的寒风，穿过森林街(ForestStreet)旁的空地，到离密西大学只有一条街远的一家叫“球员休息室”(TheDugout)的小咖啡吧帮忙早餐。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谈阔论，他们要熄烟时，用的不是烟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还很用力，调他们正在讨论的产业工会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这么，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污，就没有办法用机来清洗。在早上的忙碌时刻，每个瓷杯都得派上用场，没有太多时间来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盘。

在餐厅当打杂小弟，必须穿上浆过的白制服，上端有个网的白帽。店内有儿童时，收银员会铃，我就冲上前去帮他们理杯盘。我第一次这件事时，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儿说：“把盘留着，只要跟着中国人就行了。”小孩好像听不懂，她又说：“艾瑞克，我告诉你，只要跟着那个中国小弟就行了！”我当时已年近四十，待在学校的时间多过其他人。不过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谁叫我的工作是打杂“小弟”

即使我有自己的价值观，以外在的判断来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远不动摇。害怕失败的觉一直存在，有时很想放弃长久以来的奋斗，因为这奋斗似乎漫无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取得国公民权，就有资格从事和国防相关的翻译工作，我受过的军事训练将是一大优势。调查研究中心(InstituteforSurveyResearch)的人告诉我，如果我复习基本统计学，再加修相关课程，在他那里找工作就没问题。在某个时，甚至重回工程学似乎是较合理的选择，但是我还是决定守历史领域。

不过，在酸心理作祟后，我发现以劳力赚钱会产生一定的满足。一天靠劳力工作两三个小时，在当时足足可以赚到最低生活费，事实上还是劳动的好方式，除了活动外，还可以打破孤寂的觉。我的自由和乐观主义来自于我的自给自足，能够看到劳力的“成果”直接转成现金，无论有多微薄，都可以说是特权。不说别的，我就无法在中国有这样的经历。即使是从欧洲和中东来的研究生都承认，虽然为期甚短，靠打工赚取工资仍令人喜悦，因为在他们国内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我曾对我的同学透我在国民党军队时的一些经验，但有一件事是当时无法说或写的。195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生日的那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带着蒋介石送他的生日礼：象征长寿的盆栽。我那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的随从副官。我之前曾陪他晋见盟军最统帅，但不是待在车里，就是待在劳斯·克(LawrenceBunker)上校的办公室。听说克以前曾当律师，当时则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定副官，为人沉默寡言。但朱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时间可能没完没了。麦克阿瑟将军有空时，总会和朱将军聊天，例如空战对抗两栖作战等，这是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最需要知的课题。麦克阿瑟将军说着说着，总会回忆起他在太平洋西南区的作战经验。因此我通常喜坐在车里等，车就停在第一大楼前方。

总的卫兵着白手，别着宪兵袖章，着刺刀步枪。那天我们通过卫兵站时，我准备把盆栽给朱将军，因为他一个人也拿得动，但他说：“来吧。”我就跟着他走过克上校的小办公室，麦克阿瑟将军的大办公室。

我觉得麦克阿瑟将军的本人和照片差很多，我原先以为他很苗条，事实上他颇壮硕。近看之下，下也不浑圆饱满。七十岁的他仍然很年轻机灵，但和那些化过的照片相比，仍然显得苍老，没有那么整齐净。依照礼节，我把盆栽递给朱将军，再转送到麦克阿瑟将军手上时，朱将军介绍我：“黄上尉是雷温乌兹新炉的毕业生。”对我真是一大恭维。朱将军念过麻省理工学院后，也是从雷温乌兹的陆军参谋大学(当时称为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在学校时，我们听过不止一次，国陆军界的所有一级上将都毕业自雷温乌兹，只有一人例外，而这个唯一的例外麦克阿瑟将军，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几年书。学长提起母校时亲密而念旧的语气，多少有些成为英和“圈内人”的自傲。我甚至记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说了什么，我只觉到那地方不宜逗留，所以立刻告退，整个会面历时不到五分钟。这会面看来似乎很寻常，但我们担心的是，朱世明当时虽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却是在盟军最统帅的监督之下。负责注意朱将军的是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Willoughby)少将。他是麦克阿瑟的G2(情报官)，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朱将军。数个月后的五月，我陪朱将军到台北，向赠盆栽的蒋介石述职。朱世明当时很可能被逮捕，而后被无限期地拘禁，就像后来的孙立人中将一样。孙将军是缅甸战役的英雄，一度还是蒋介石个人的参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