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去除军队的都市影响力，重新改造军队，让军队的势力完全由乡村来支持，并且改造乡村，一切从开始。不是国人或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计划必须经过详细繁复的“主义”论战后，才得以施行。对单一及一致的要求，等于是将共同的分母施在千千万万名政工人员上，这些人可能低微到“贵野蛮人”的地步。走向单纯化的疯狂动力一旦激活，就会没完没了持续下去。在延安发起运动的人士，必须抑制略嫌没教养的言辞与行动，达成心智一致，以维持战事的顺利行，但他们很少能预期到，这运动的动力，最后会将他们卷“文化大革命”

史迪威被调回国，是早在上述困境发生前。但是，这位立意良善的将军从来不了解，他在缅甸丛林直来直往的理方式，并没有简化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方式，反而引新的纷争因素。一定军阶以上的驻印军军官都必须面对下列问题：我应该保留我的中国风格吗？或者应该多和国人合作一些？李鸿少校就是最鲜明的例。

李鸿是史迪威的将之一，被他晋升，继孙立人后接掌新三十八师，而且还被举荐获得国政府的银星勋章。但勋章要颁给他时，史迪威已被召回国。勋章由索尔登别在他的上衣上，在典礼上，我们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新的总指挥。他一定是个很谦虚的人，我想不起何时看见他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即使名字也很少现。他肩扛卡宾枪的方式和史迪威完全一样，不过，他却声称他只是想“打几只松鼠”在典礼中，李将军严肃地说，能替国将军服务，荣幸。但索尔登搭乘C47(号称“索尔登的毯”)离开后，李转向我说：“黄参谋，请你替我拿下这个东西好吗？”在他的同胞前，别着国勋章的他已经觉得很不自在。为旁观者的我，凑巧站在他旁边，因此有荣幸解除外国政府对我们军团的影响。我取下勋章时，不禁觉得我军的尊严也随之恢复。“不很重要，不过是个小小的勋章而已，是吧？”我把这个银星勋章递给李将军时，他说。事实上这也没说错，勋章本非常小，银的分也不过是一小。

但在缅甸的一年半，绝非我生命中的不愉快经验。我成为前线观察员，一边服役一边写了八篇文章，投到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报纸《大公报》。我对密支那之役的报长达一万两千字，在报上连载了四天。单单这篇文章我就领到三百卢比的稿费，相当于七十五元，我一辈从没领过这么多钱，接近一个上尉五个月的卢比津贴。

我们的组织架构中没有战地观察员，国民党也没有允许或鼓励军官版战地经验。我不能说，我在真空地带为自己创造一个角。不过，一切都来得很自然。

起先，我们想让指挥认可我担任助理情报官。即使我们的总听从他们命令，没有指挥权，但他们应该可以让我及其他一两名下级军官到前线去，让我们可以化对数个师的情报报告，同时又可以取经验。方总的情报官是小史迪威中校，我从没见过他。在外面的办公室，他的助手告诉我，前线已有太多情报官。此外，我们的无线电通讯密码不够完善，我们还没搜集到情报前，可能就已情报给敌军了。

我们还没尝试前，就已被安上无能的罪名。我们一也不信邪，决定不经过指挥的允许，直接采取行动。我们的密码专家秦少校替我制作一特殊密码，对我说：“任何密码都是折衷的产，要看使用的时间有多长，使用情况有多频繁。将情报传给敌人？没错，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只要你使用无线电通讯，就是在冒险，问题在于值不值得。因此，在你发信前，再仔细检查一次，想想内容落敌手的后果。”从此以后，只要我用无线电传送密码时，都会想起秦少校这段短短的话。

我不必申请正式的派令，前线各师都已经知我已抵达。几天内，所有的将军和上校都知我的名字。当时前线各级将领虽然接受指挥的指示，却担心他们和中国上级的关系会因此中断。因此，他们很是迎我，把我当成郑将军的特使，而不是到前线执行参谋任务的下级军官。我受邀与师长共早餐，他们派指挥官专车或吉普车来接我到前线。慢慢地，郑将军总对这类邀请也有了响应，了解到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派代表到前线，这样的举动可能比单纯搜集情报更重要。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彼此竞争激烈，他们依照国民党的惯例，老是夸大自己的战果。他们的军情报告常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即使郑国并没有负责战场成败的责任，就重庆当局来说，他仍是驻印军的最中国将领。我们必须据自己的观察来撰写军情报告。由于这不涉及指挥决策，由我们下级军官来更加恰当。我们可以四走动，不致惊动指挥。

我就这样成为前线观察员，为期近一年半，有时和朱上尉搭档。我们尽可能远离师及团的司令，尽量和前线队在一起。起初我们的军情报告先送到雷多，让郑将军的级幕僚修改，而后再送到重庆，有些分经过加后，会编月报，让蒋介石亲自过目。战事持续行，我们也更有自主权。我们照例以郑将军的名义发送无线电报，通常两三天发一次，副本则送往雷多。其他项目我们则成报告送到总，由郑将军定夺。我们的任务日益复杂后，总派来一位密码人员协助我们。我们和后勤中心合作无间，后勤支持从来不成问题。前线队甚至打算提供勤务兵给我们，还想挖我们专用的散兵坑。我们也回报他们的善意，在他们人手不足时，替他们当差。我被狙击手攻击那天，就是为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的前线单位差，回程时，被日本三八式步枪中右大。随后躺在医院的那段期间，刚好让我写篇长文投稿《大公报》。

上述，都是生命中令人满意的回忆。我当时不必负指挥之责，也没有压力。只有在队可能被敌军打败时，我才会有暂时的焦虑，而这情况只发生两次。否则，通常由我自己决定访问行程及时间表。如果我必须在前线队待上好几天，我会安排适当时间，让自己好好休息，梳洗打。我替战地军官所的小事，他们都大大地激我。我只不过自愿暴在敌军炮火下，但却被认定是英勇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