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延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健的人。

这一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边的其它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征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的星座。他在其它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的学者艺术学，他太激动，大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它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袄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纔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冷峻的理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健，只有这人纔能把文化事业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事情的。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到兵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搜罗空间。在文化数据十分散，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象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它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岛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清代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叩致谢吧，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

，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没有成果的努力，一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愿望。

能不能再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