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而已。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历史。当你们低估我们的表现和努力，你们同时过度简化国民党的作为和中国人的格，最后你们也同样会误解共产党的斗争。如果你们不过是提供发布新闻用的素材，解释国何以缩手，这也就罢了。但是如果你们想刻划更完整的图像供后世参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50年代，我还没有究历史，因此无法发掘内战的真正意义。但即使在当时，我已本能地觉到，内战的层面和在历史中的地位，正被大众严重误解。

甚至在当时，我大可以说，一个三百多万人的军队，而且士兵全由农民所组成，了近四年的时间打仗，如果只是为了保卫一个压而腐化的政权，怎样说都不合逻辑。问题是，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和大规模投降被广为报，但个人和队的英勇事迹却几乎不为人知。我在你们的战报中看不到描写战事如何惨烈的事例。就许多战役而言，其残忍还超过对日抗战中的最残酷战事。举例来说，在对日抗战中，我们还没有损失这么多阶将领。我可以随手举二十个师长级以上的将领，他们全在内战中捐躯。单是一场战役就折损两名资将领，邱清泉、黄伯韬将军，两人分别率领第二兵团和第七兵团。张灵甫中将的事迹全中国皆知，1947年初，他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共产党的军队切断时，他和辖下所有军官全都自杀，包括副手、参谋长、级与下级军官。但外国特派员对这件事略而不提，我只看到罗伯特·瑞格(RobertRigg)的书提到他的名字，但历史学家本忽视瑞格其人。我要说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于为他们平反，我只想让你们知，你们的视野有多狭隘。

我在密西念学士学位时，把一些想法和观察写成分手稿。我在雷温乌兹的教官罗杰·沃考特(RogerD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帮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给他的一个朋友，此人是《圣路易电讯报》(StLouisPastDispatch)的编辑。虽然他刚开始很心，但我从他的来信中看，他并不喜这份手稿。不过他仍然把稿件给在纽约的编辑，后者很快退回，还表示遗憾。后来麦克格罗希尔(McGrawHill)的编辑到安亚堡来征求稿件，他看了稿，很是喜，说要和公司谈谈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认为稿值得付印，写了封信介绍我给他认识的一位版经纪人，这回整批打好的稿在六个月后被退回。这样也好，依我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的作品不够成熟。当时的风格激烈好辩，恐怕比我前面数页失望惋惜的风格还糟，后来我就毁了这份文稿。稿件被退，加了我的信念，也就是在付印之前，要更多的阅读和反省工夫。

我们在驻日代表团时，薪是由外以元支付。不过，我们的房屋和补给却来自征收。由于我们是占领军之一，我们的补给事实上是由日本政府负责，我得以省下足够的钱到国去。不过这笔资金很快就完了，时年三十四岁还是大学生的我，除了学费偶尔可以延后缴纳外，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长期的工读生涯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

数年前，唐纳德·季林(DonaldGillin)教授(现任教于瓦萨学院)和其他学者辩论到中国内战问题时，多次引述我的说法。不免让别人问到：“谁是这个雷·黄？”唐纳德就会微笑说：“是我在安亚堡认识的电梯服务员。”当时他初次来问我几个问题时，我的确是在密西联盟(MichiganLeague)当电梯服务员。我对他说，我不介意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必须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电梯好几次。后来我到纽普兹任教时，他邀请我到瓦萨去演讲，离我不过十英里远。一名女学生得知我的国民党背景，向季林抗议，说我既然在国民党，一定很“”季林必须向她确定，不但一也不“我认识的雷·黄是相当瘦的”

除了我待在密西的时间过长以外，工作经验也有助于我的教育。我曾经想，一名外国人要从里到外认识国的最好方法是阅读《读者文摘》，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国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是商业区，至少有一家名为“第一全国”的银行；加油站和停车场通常离市中心有四、五条街远，同时还有公共电话和洗手间；药房通常也兼卖便餐和冰淇淋。我第一天在席尔斯(SearsRoebuck)当收货员时，就不安地察觉到，我加国就业市场的准备工夫还不够。仓库里一有人叫：“卡车来了，收货员”时，事实上就暴了我的轻忽。我应该更有警觉心，我应该觉到事情会如何展，并把这当成“第二天”我应该冲到收货台，但又不能用跑，而是要大踏步，显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我理应挥舞手势，让司机可以轻而易举把货车停在后巷。不过，我却很害怕。我实在搞不清楚，那些司机为什么不会撞到电线杆或是建筑，我不想因为自己指示错误而让他们惹上麻烦。

司机下车时，我理论上要表达友善之意。这又难倒我了，我不知如何开启对话，那些卡车司机收颇丰，但他们“每一分钱都是辛苦挣来的”像我这样的非技术劳工，应该主动表达赞与敬意。我观察其他同事，逐渐有了概念，有些收货员会和司机展开如下对话：

“嘿，查理，风城怎么样啊，还在刮风吗？”

“刮得可大咧。不它了，你要的五十个胎，要放在哪？”

“嘿嘿，查理，你太太是棕发女。那个红发女人是约会对象。不要再搞错了，小。帮我个忙行不行？不要几杯酒下肚就惹麻烦！”

“闭嘴，把笔给我。我的笔不能用了。该死，整整了我一元。”

“嘿，查理，我们是席尔斯，可不要蒙哥利·华德(MontgomeryWard)的包裹。”

“不你喜不喜，我还是要给你一些。”

我无法到这么国化，也想不应该说哪一话，只好对着司机死命地笑。对他们来说，我一定显得很傻气笨拙。有一次，我来不及和司机建立友善关系，就站在停车场。他接近货柜时，我还是站在那里，一脸茫然。忽然之间，我意识到他丢过来一个箱，我接住了。他说：“老板，你以为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了吗？只要乖乖走来走去就可以了吗？”

不久后，我听到仓库里的女工说，有个收货员心不在焉。我听到她们在争论：给这家伙一个机会吧，他从中国来的，他总会学到的。我听到她们责怪在我之前的员工罗夫，他没有事先递辞呈，工因此没有机会训练替补的人。我开始觉得，席尔斯不会雇用我太久。

我不在停车场上时，应该要加仓库女工理商品的行列。我们拆开箱和包裹，对装箱单上的品。价目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要把价目表黏或贴在品上，再放到推车上，等着送到各楼层。我的不合格至此显无遗，我不知在丝带上刻上度量衡就叫量尺。我以为晾衣线是很复杂的机制，本没想到只是很简单的一段绳。我要别人告诉我，才知茶叶罐是可以装饼、糖和茶叶的容。我从来不了解，后座扬声归在汽车门，是要连接汽车里的收音机，装在后车座，还附带铁丝和安装指示。我甚至不知哪颜算是哔叽。因为我的笨拙，和我合作的人速度因此减慢，我当然不受迎。

送货员是个年轻人，名叫温杰，叫我不要担心，我会学到的。温杰拿起儿童用午餐盒，说：“看，大卫·克罗凯特(DavyCrockett)牌的！现在每个东西都是这个牌。在我们小时候，每个东西都是哈泼隆·卡西迪(HopalongCassidy)。午餐盒、帽、腰带，你随便说个东西，全都是哈—泼—隆！”他旁边名叫哈莉叶的女人说：“温杰，请不要在我耳边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