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有行政的困难，但一定会解决。他只要专心于他的专业就行了。”但就在三个月以后，我被请去见校长谈预算删减的影响，意思就是要解聘了。我写信给副校长华顿，请他调查整件事的始末，却从未收到正面的回应。一周后，考夫曼辞职。在此同时，一份地方报纸《京斯顿自由人报》(TheKingstonFreeman)登一篇社论，说纽普兹是“理不良的学校，学生无心向学，常常脱序”

为什么我不早一走？我试过，但不成功。转折早就发生在1967年，也就是我抵达纽普兹的那一年。当时我太满意周遭的环境，忽略其他机会。十年后，工作机会大大减少，我的资年资形成非常严重的障碍，更不用说我的年龄。我全心专注于学问，常常留职停薪，没有待在校园内，让我更难去注意各可能的后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往好想：大学的整注册率可能会提；令人担心的裁员可能不会发生；万一发生，行政当局可能会守政策，让裁员不致波及有终教职地位的教师。他们会依已公布的指导方针行事，考虑到每位教员的优。毕竟，纽普兹基本上不是太差的学府，有一段尚称辉煌的过去，备正面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有才华的教师。校园坐落在如此优的景致中，也有许多便利的设备。

十年前，我从副校长萨缪尔·古德(SamuelBGould)手中获得“继续聘任”的终教职时，文件上的确还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条件是基于董事会的政策，书面资料见于本校图书馆。”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确指，在大学现财务问题时，可以取消我的持续聘用。十年后，在我被解聘后不久，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寄一封传阅信，其中写着：“许多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原先备其他大学的终教职份，因此并不知，纽约州大系并没有终教职的有效保证。”但是我不能说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签商业契约时不去看契约上的小字。我有注意到裁员的条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时，我本无法想象，理论上可以撤销的终教职实际上居然会发生。当时我们对未来充满好的憧憬，期待从未实现的扩张。至于我个人，纽普兹是个理想地方，可以让我将自己独到研究的缩成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被裁员后，只要一想到在当年的芝加哥机场，余英时和彼得·莱特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运的力量。两个相邻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后数分钟开始闲聊，就此决定我和家人未来十年的命运。不过，真有这么悲剧和命定吗？我不能说一切已脱离我的掌握，至少我还不打算这么承认。

在1979年夏天，我最担心的是，工作丧失可能连带摧毁我为作家的份。我还是历史学教授时，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给德华·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何想。还有耶鲁大学版委员会，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如果他们拒绝书稿，书的希望会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更是不稳定。他们说原则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时，表达的只是意愿，而非承诺。迹象显示，分编辑喜，但还必须通过我们无法得知的步骤，才能达到版之路。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可能在中国引发很大的争议。支持书的人会说：“这是一本籍华裔教授写的书。”而反对的人会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被纽约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校所解聘！”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没有理由以为他们就会没有学术上的势利。在这个国家，所有作家和学者至少和外界隔离了十二年，一旦骤然面对刺的光，而且也不确定极左派人士是否重新掌权，绝大多数的官吏自然不愿接风险太的事。对胆比较大的人来说，他们总要取得权威地位，来支撑他们的法。在中国，教授备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绝不可以像领日薪的工人一样被开除，这是尊严扫地的事。总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传开，支持我书的人一定会收手。

1979年，中国仍受到国大众媒的关和青睐。邓小平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他访问国，足足成为一周的电视要闻。中国反击越南时，惊讶的成分多，谴责的成分少。国各式各样的代表团接受北京当局款待茅台和烤鸭，回国后都有一堆愉悦的故事可以说。中贸易燃很大的希望，但对我们来说，过去已看过太多同样的事，不需要是智者也可以预测，这幸福的觉注定会消失，不可能持续太久。我已对自己的研究所学生解释，国大众有时把中国当成白雪公主，有时当成是老巫婆。中国这个大国和国的结构完全不同，又经过一段漫长的革命期和调适期，未来发展绝不可能太简单。有时我们这些“圈内人”也会觉得困惑。错误的讯息和过度的期许太多，媒必须选择度相关的新闻来报，如果没有的阐释，报可能要不就调中国的纯真与魅力，要不然就揭发令人作呕的故事和不堪回首的过去。无论有意或无意，观的转换都是为了迎合国人的心情，而且通常走极端，而不是在捕捉中国当时的变化。这些变化鲜少报，即使有，也不是为了条新闻中提到的原因。

事实上，在1979年，虽然从中国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加了在国的“卖”但从各渠和全球各地的中文报，就可以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好在下一波诋毁中国风时书，大大赚一笔。对我来说，最骇人听闻的是“文革”时安徽发生的饥荒，详情惨不忍睹，此不宜刊。很少西方人会听过以下的事：据在香港版的两大册资料详实的“文革”文集，总参谋长之一的黄永胜将军，连续两年都定期派三名属下，观察泽东和周恩来接受外国媒访问。西方人也不太可能知，两个人在石家庄被决，因为他们从四川带走一百多名妇女，到河北省贩卖。在1979年，若西方游客抱怨，去中国旅行时，无法接到当地居民。但一名籍华裔妇女在纽约为文揭，她到中国内陆旅行时，即使买的是三等舱车票，也一定会被带到等舱。她提抗议时，理员告诉她，一般舱等的情况不适合她，对习于西方生活标准的人来说，是不能吃的。之后，她发现这一切都没说错。更令人不安的是，理员对三等舱的农民态度鲁，毫无同情心，完全不同于许多作家和制片家形容的真诚友善。搭渡过长江的人指，在只容站位的那一区，有些游客本看不到河景，因为有好几层的人堵住了视野。中国资欠缺，海外妯娌回国探亲时，自动提在离开时会留下内衣，好让穷苦的亲戚穿。在中国的分地区，木材及竹受到制，市场上因此看不到筷。中国人到国时，会清洗野餐用的免洗塑料刀叉，拿回去给小孩当玩。北京能用的木材已制成苦力的挑竿，这些挑竿又固又容易弯曲，非常适合丹麦设计的现代家。一些聪明人想如何用来制作沙发和座椅，自行动手的过程形成风，无数的办公室员工因为无事可，开始传授技巧，将普罗阶级的用，改造成中产阶级的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