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希望燃，希望破灭时，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但事实上，传统中国有非常长的梗，无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隐藏。其次，历史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律专家自居，这些标签和分工手法必须置于历史真相之后，历史本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用以测量中国的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国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展，而且是实质上的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一致的直线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纳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主张，就要让别人知这些是你的九十五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更不用说要像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分。在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理。上述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然而，在1979年，我却置于非常狼狈的境；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开放，有很多机会参与中国人民与国人民的对话。另一方面，有威望才有资格提贡献，我却在这个关键时期被一个小学校解聘。我申请参加籍明清专家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该活动是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委员会”(CommitteeonScholarlyCommunicationwiththePRC)所赞助，但我却被拒绝，这显然无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响力。我的中英书稿结果如何，仍然让我焦虑不已。这本书并非宣扬我的史学方法，而是展现帝制中国末期的切片。送到耶鲁的英文书名是《1587年，无关要的一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送到北京中华书局的书名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有双重目的：一是将现代中国的底线往后推移，事实上是移到鸦片战争前两百五十三年。历史显示，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早在当时就已存在。另一目的是证明，我的大历史理论既不是教条，也不糙或无聊。作者必须一段时间独，才能发展电般的视野。如果读者愿意，可以和作者一起探讨中国历史上许多有趣的细节，以其他方式就不到。看来似乎琐碎，但却可以拼凑一个完整的图形。我会不时在书中发发议论，但整而言，这本书是叙述的历史书籍，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应该可以接受。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版的人可能会说，在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版社来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张。在曼菲斯，她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包里的每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