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使逻辑更无法适用。不过，仍然有分学者研究中国的远古时代，却没有提和现代相关的问题。就我的观而言，这实在是很可悲的浪费，因为当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即将合之际，所有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应该对此目标有所贡献。如果看到事情无可避免要发生，却不曾努力让自己的辛苦不白费，简直是故意自外于这一切。

我相信许多同事都意识到这些缺失和风险，有些人私下表达他们的关切，但要快速调适并不容易。即使是西方世界的学院派人，都无法避免自的官僚架构。这个问题牵涉到经费、权威、传统、组织、教材、课程、版标准、来自其他系的压力、大学间的敌对竞争等等。急着改变可能重蹈克·洛德的覆辙，或是正如亚瑟·莱特指，要先确定九十五主张。现在，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丧失，我终于可以行使作者的特权。

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让我和一般读者对谈。由版社最近版中国书籍的数量，可以得知国大众对中国到兴趣。我想呈现的是站在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国两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国公民的份。其他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国数十年所发展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安·泰勒(AnnTyler)曾说，她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后，必须让话语在脑里漂一段时间后，才会说“我懂了”再加上文化差异，我如果要备类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过程远比一般人的想象还要长。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到我说“我懂了”此没有必要引术语和定义，如果观察者确有能耐，就可以从事件和稍纵即逝的念中报事情原委。

从我的观来看，这件事比起和纽普兹纠缠不清重要多了。至少我在被遣散前已开启大历史的理论，我将版的书也已指不同的方向。我希望格尔可以同意，对我而言，如果要行这个计划，她的持续支持和牺牲是不可或缺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展，而且是实质上的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一致的直线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纳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主张，就要让别人知这些是你的九十五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更不用说要像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分。在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理。上述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版的人可能会说，在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版社来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