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驻印军的英军参谋团军官混熟后，他们邀我们吃晚餐。我们才开始了解到，我们的盟友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英国军官彼此以军阶相称，但只到上尉为止。中尉是“先生”而士兵则是“其他层级”共同的友人是“老兄”他们对每件事都有正确的应对退之。如果我们觉得吃东西很难不发声音，正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可以让最的在中溶化，同时保持一派从容的态度。他们说的英语也不一样。他们抿着嘴说：“我也这么觉得”(AyeSirp波oseSoo)时，和我们在电影上听到的很不相同，和其他层级及国大兵的英语也不一样。

想的事，不能想的事。你无法顺自己的心愿，将想要的军官网罗成下。更糟的是，你必须将不想要的人纳属下，有些甚至是你想踢掉的人。

在我们抵达蓝伽的两星期，我们无法分辨国人和英国人有何不同，他们都是穿着卡其军服的白人。但到达营地已好几个月的老兵，却对我们的无知很是愤慨。“你们为什么看不差别呢？”国人的卡其军服比较闪亮，甚至连士兵的制服都上过浆，熨得服服帖帖。更不要说中士的臂章尖端朝上，不像英军的臂章翻转向下。英国士兵比较野，衣服总是皱成一团，和我们没有多大差别。很多英国兵二肌上刺着刺青，更常讲脏话。邻近蓝溪(Ranchi)的歌舞杂耍厅总是挤满了英国兵，一名胖的白妇女扭着唱“喔，我的战舰”时，士兵哄堂大笑。国人比较喜把钱在休假上，去加尔各答和大吉岭。最大的不同是，国大兵的薪是英国兵的四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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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是否是自己的自卑心态作祟。在蓝伽，我的军阶多少有些尴尬。只有英军参谋团门的印度卫兵，会用前后一致的

我多次受惠于郑将军的亲切善意。我们在重庆时，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自己走上一百英尺的泥泞路，到我们家的简陋小屋探视我母亲，后来他要夫人致赠三万法币(约十八元)。但更重要的是，郑将军让我自由发挥，我可以许多不符合军事传统的事。例如，看到很多将军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不是依官阶向他们行礼，而是随我自己对各个将军的敬意而定。“黄参谋，”将军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阶将领前的态度不是很好。瞧你窝在沙发上的样。”他接着说，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事，我会大大惹祸，这倒是真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东北，他推荐我去国修，我担心可能过了期限。他说不用担心，两天后国防长白崇禧会来，他会对他提这件事。他说到到，不过后来我们才发现，本没有必要，原来野战队的期限已经延后。

我们早已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拥有无限的大自然魅力，但却非常肮脏。这样的描写并没错，不过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在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印度中的燥气候对我反而是新鲜事。到了晚上，繁星密布，整个苍穹显得更邃，想必已激发许许多多诗人和小说家的想象力，难怪会诞生神圣牧羊人和转世车夫的传说。印度人使用彩的能力，也同样引住我们。在中国，绝大分的人穿蓝衣服。庙宇的总是涂上一层特别的红漆，称作“朱砂红”除此之外，街上并没有太多彩。在印度，颜的组合喧闹放纵，绿紫，橘蓝紫边，再穿金条纹，即使是农妇，照样穿得多彩多姿。另外一件我们觉得奇怪的事，就是当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上。在中国，较轻的东西用肩扛，重也是用肩扛。在印度，罐和轻巧的提篮用，盒和箱也是用。

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激享有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睛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睛也跟着红，泪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好不了，因为雨天时必须不断踩在泥泞路上。衣着方面，我们发到印度式的陆军制服。后勤队的军官会定期收走穿旧的制服，送到营本，换取新衣。

对我们来说，就不甚彩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味，饮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腌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很可笑，衬衫上的纽扣是橡胶的，上则是铝扣。奇怪的是，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和袜永远大上很多号。因此，为了观和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订的制服。对我们的卢比津贴而言，这是不小的开支。我们也把橡胶理过的床单拿到裁店，改成中国式的军便帽，再别上国民党的大齿徽章。理论上，这些橡胶床单似乎应改装成南式的大斗篷或吊床，以利丛林作战，改成帽既未经过准，更在史迪威将军的禁令之内。不过，防的军便帽十分有用，不久后史迪威自己也了一。他战时的照片正可证明，他违反自己颁布的命令。

郑在东北时，接到最糟的任务。他攻下长，奉命守城，时间几达三年。他的司令仿如北大荒中的孤岛。在最后数星期，在连小机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军队奋力守城。共产党军队以炮围城，封杀空投资的任何可能。他的两位将领投降。司令拼命打了半天仗，最后只得败降，但将军持绝对不投降，最后被共产党军队俘虏。多年来我不知他的下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画报》上。图片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他为“国人士”我欣。

但这是后话。在1943年2月，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去他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在我和总指挥之间，有无数的层级。那时我们本不在乎总指挥是谁。我们先遣队有十八个军官，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只有于上校例外，他是师级以上的副官，年龄约三十五岁上下。当时能够走访外国是很大的震撼。在四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们看到白雪覆盖的山，最后总算看到印度。当C47开始降低度时，布拉普特拉河的风貌完整呈现前。大河漫延无边，直通天际，之间必定有无数的、小岛与沙洲。我们一度只能见到沙和，倾斜在机翼尾侧，沐浴在温的光之下，景观真是动人。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样的景只适宜现在《国家地理杂志》闪亮耀的彩画页中。

在我们到达不久前，印度人才发起“退印度”运动，让英国人很是尴尬。因此，我们在蓝伽营地时，英军谨慎观察我们，担心民族主义旺盛的中国人会有新的举动，重新燃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其实，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唯一接的印度人，就是在营区狼、白天时睡在树下的贱民阶层。我们才到达，军中的厨师就立刻雇用他们。懒散的厨让他们整理厨房，洗碗盘，用剩菜当工资。从此以后，依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毫无翻的可能。在军营的裁店中，偶尔可以看见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但她们看都不看我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