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里的神位和乡祠里的偶象，代表着中国的大传统及小传统，过去统统有利行政之辅助工，至今无一可资改造利用以增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之桥粱。更有甚者，1905年停科举，层机构即政府衙门和低层机构，亦即乡村邻里对话的联络线，即因而截断。在这情形之下，代议政④治只是一伪装，新成立之政党纵以不同的宗旨号召，当中无一可以切实代表各选区（Constituencies）。同时城市内新兴的市民阶级力量也过于低微。如果他确有能力决定全国的政④治，一会向那方向动手。换言之，中国之现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国文化之发展一向与西方传统平行，那么人民之自由权（civilliberty）可因城市权（municipalfranchise）发轫，以后普及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们私人资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后期即已超过大名藩主的力量。

我们读过无数记载，指贿过，制解散议会，或者公开违法的行动。可是在这段混淆的时代里，真正的悲剧是由军人的总统或总﹍理执政，其为好人坏人不说，当中无一个可以成为实际之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民国成立，所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传统之收大宗为土地税，可是这用以维持旧式之衙门，为数过少而且分布过广泛，不能算数。其他的收又当作向外借款和赔偿军费的抵押品。对内发行公债则无人认购，于是只有向外举债一途。谁愿向中国放贷？无非受外国政府支持的银行集团。这样一来，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总是外国主之工而对自己本国人民跋扈嚣张。此中最好例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谓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实中国实力以便加协约国赴欧参战，实际情形则利及接收款项的人，他们对内倾轧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可是这办法全靠级军官间的人关系，也就很难在超省区间的场合生效。于是“实力政④治”（realPolitik）更一步，谋与政变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带动。

军阀一般为带悲剧格的英雄人，他们也并非个个存心坏事。一位英国观察者指不少中国军阀可能在英国陆军里成为人地的将领。他们将个人之野心和他们所想象的救国救民宗旨合为一谈，因之极难向他们的下及中国民众解释明白。张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后成为烈国者。冯玉样起先被称为“基督将军”以后向苏联靠拢。阎锡山组织了一个“洗心团”给以宗教式缀。唐生智几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观念补偿他的杀戮。军阀也非个个蛮，吴佩孚即系诗人。可是格淘气的张宗昌据说生平不知所带兵员人数、手中钱数和各房姨太太数。

话说回，军阀给中国之损害并非不严重。他们给中国经济的坏影响无可衡量。当日创造新社会的工作亟待着手，军阀之行动除有极少例外，大都破坏。他们也使全国士气受挫。军阀割据使刚生的中华民国丧失了所有尊严，这情形也造成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压力，于是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救国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们找到了一条线索。“五四运动”则赋予他们行动一意识上的支持。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当日午后1时30分，3000个学生代表北京13所大学和学院集结于**门前示威抗议凡尔赛和会将德国在山东所享特权划归日本。这特权目“势力范围”也是不平等条约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分。中国因1917年对德宣战与以后派遣劳工服役于战场，已站在战胜国一边，井且因为宣战而早已卸除了对德的条约关系。可是在凡尔赛，中国不仅无法分得任何胜利后果，反要将本领土之完整作为特权转让去满足另一战胜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例，也更令人发指。可是会议中将各项秘密条约公开时，中国的地位已动摇。过去劝说日本参战之各国已事前各别保证作如是之转让。更使中国地位受损害的是，日本代表团当场公布以前东京与北京间所换的文件，证实中国军阀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样的认可。5月4日，示威者发散传单申明中国人决不承认卖国贼将国家主权转让与人。他们游行到东民巷，将通知送各国使馆。当日下午，他们决定和3个内阁∕长级的官僚对，因为他们对上述文件负有责任。其中之一被学生殴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烧。巡警面弹压，学生32人被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