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应当对外间世界多几分认识？简单的说，从短视界看来，以上假定，其中一个或是全都可以经过一番搜集，构成令人置信的专题。

但是把这些事迹摆在一起，前后贯通地看来，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政④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本书在前述各章内，前后提各议论，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要求。在这些条件之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在这些顾虑之后。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况下只有向个农直接税。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开审案在这系下不容易，法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线条的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较为前，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清朝皇帝的优和劣已经摆在前，从历史上长期合理的观看来，他们等于被邀请松解一个宪法上（此指不成文宪法，亦即基本的组织）的死结，他们文化程度较低，至此反成长。因为他们无牵挂，所以更能一视同仁。他们也更能心甘情愿地学习，因之他们施政纲领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总是重视最主要的事，也注意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计的农民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不言利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也会悲痛惨切。

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再从1800年的立场重新检讨朝代循环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那么完。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也象和坤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渐暴。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

与群众暴动密切相关的，是由于过去150年内的和平和繁荣引起人的激增。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已接近或者远超过3亿。无可怀疑的，在满清前4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统辖的人已经增加一倍。在这农业国家内，劳力即是资本，农业上的剩余很难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可能开拓的新耕地日见稀少，这国家就不幸地落尔萨斯的“惨淡的科学”范畴里去。氏的人论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