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颜的大学生从窗爬上楼时不敢睁睛，需要有个人在一边拉着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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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别的事就不再关心，只问这一件事。我自己以为我的主要问题是打了毡，而我打他的原因是我他。但是这些话X海鹰连听都不要听。她总和我说这一句话：待你和“姓颜”的问题，别的事不要讲了！

六七年秋天的清晨，你到我长大的那所大学去，可以看到我们家过去住的那座楼房呈现一怪模样，以前它不是这样，后来也不是这样。有一个小个从窗爬去，上了没有瓦片的楼上从容不迫地走着，脸上蒙了一条黑纱巾。那个人就是我。我对对面楼上打来的砖不屑一顾，就算有一块大砖就要击中我的，也只稍稍弓一下腰，让它过我的领；就这样向最走去。当时没有任何事情让我害怕。我脸上蒙着姓颜的大学生的纱巾，它带有一甜甜的香味，还有发丝沙沙的觉。后来我走到最的地方，伸了个懒腰，看到四周朝雾初升，所有的楼房都了泥的骨架，了黑的窗，好像刚发了一场大。空气是黄澄澄的，好像溶化了铁锈的。这景象就像后来在国看的那些劫后余生的电影一样。我发誓，再没有一景让我这样满意了。

除了那台电死了无数蜻蜓的电源，我还造过一台百发百中的投石机。后来我也想过，那些被我们从楼上打下去的人都怎样了，不过那都是好几年以后的事。经过一番计算，得一个目惊心的结论：假如那些人没有死，起码也负了重伤。因为投石机的石弹最起码也带有几千焦耳的能量，被这么多能量打中了想要毫发无伤，不穿什么盔甲都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还要朝下的从五层楼上摔下去。虽然为了防着这事，楼四周都张了绳网，但是朝下摔到网上也有可能会扭断脖。把一切情况都算上，挨上一弹而丧命的概率最起码是百分之十五。这个结论使我很不兴，但这也是很后来的事。当时没有人为死了人而伤心。当时是革命时期，革命时期没有人会真的死。在革命时期里杀掉了对方一个人，就如在工商社会里赚到了十几块钱一样兴。在革命时期自己失掉了一个人，就如损失了十几块钱，有伤心。这时候我们背上一段主席语录：“这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然后就一也不伤心，因为伤心被这程式消化了。这程式就是级智能。因为有了这程式，好多东西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连死都不真了。但多少还有些真实的东西：我了迷地造一架完的投石机（那东西是用来打死人的，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它会打死人）；在睡梦中和姓颜的女大学生拥抱接吻，导致了梦遗。这些事情虽然古怪，但是真实就在古怪之中。我还记得姓颜的大学生房像两个桃，每天早上醒来时睛都又红又；她把我掐得也真够疼的。这就是真的东西。因为毕竟还有真的东西，所以活着还是值得的。我告诉X海鹰这些事，是要说明在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姓颜的大学生在我中只是很多事中的一件，但是她连听都不要听。

小时候我逮到一只蜻蜓之后，把它拿在手里，视它的睛。这时候复表面的朦胧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里面每只睛都放到了拳那么大。在那一瞬间，蜻蜓也丧失了挣扎的勇气。小时候我心地残忍，杀气极，这一叫我终难忘。这件事说明，虽然我一生的主题是悲观绝望，但还有一气质在主题之外。这气质在我挥拳痛殴毡时，在我参加战斗时，还有在我电死蜻蜓时才会发挥来。

我说过，小的时候我到去捉蜻蜓准备放在我的电源上电死，那时候我手里提着一个铁窗纱的笼，手指中间还夹着一粘杆。我可以悄悄走到一只停在枝的蜻蜓背后，伸手去它的尾，也可以用杆的胶去粘它的翅膀。不你怎样捕获它，总要在慢慢伸手的同时，与它目光相接。在一片金的朦胧下，蜻蜓有成千上万只细碎的蓝睛，但是没有一只是用的。每次我逮住一只蜻蜓，都要带着一声叹息把它放在笼里。后来我的笼里就有了好多红蜻蜓，蓝蜻蜓，还有一古铜的蜻蜓，我们叫它老仔。它们鼓动着翅膀，在被电死之前，翻翻。当然，我也可以不捉蜻蜓，让它们继续在天上飞。但是这样一来，我就无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