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此时的汪卫正十分窝火。原来，6月1日，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带着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即“五月指示”）来到武汉。没过几天，罗易就以“钦差大臣”的份把这份决议向汪卫了传达。这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大意如下：·决主张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改革，但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让步；·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从下层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惩办反动军官。

如此诡异的中国政局，难怪连长于“风险投资”的大英帝国外，都对云谲波诡的中国政局摸不着脑。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有一句古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只不过这次的“弓”和“狗”成了蒋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则是江浙财阀。

清洗完“共党分”之后，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原则矛盾已经解决“宁汉合”只是时间问题。在宁汉斗争中取得决定胜利的蒋介石，似乎要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政府的领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镜的是，蒋介石却在武汉“分共”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下台了。

武汉方面，不是苏联、中共，还是汪卫，事实上都把宝押在了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上。

接着，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政府财政长宋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带着蒋介石的信，在汪卫家中与汪举行了多私下会谈。

三天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号之下，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这不是国共合作，斯大林这是要汪卫彻底向共产党投降。汪卫看罢压了压火气，居然还是行了讨价还价。他提要苏联提供1500万金卢布贷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额只有200万金卢布。斯大林得太过分了，既要人卖，又不肯给足卖钱，是谁都会翻脸。这时，汪卫接到冯玉祥敦促他清党反共的电报，倒真是正中下怀。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卫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卫列举了蒋介石的恶行，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开的价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给他。冯玉祥当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经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汪卫的价码等于只是事后加以背书，冯玉祥并没捞到什么实际好。看来在汪卫那里是榨不什么油了，那就挤挤蒋介石这块老橘，看能不能拧些许橘来。

现在，冯玉祥在1600万金卢布和军火的培植下，雄踞潼关，虎视中原，静候在中国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关键时刻，投注自己的筹码。

冯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赵壮士，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怀抱里教养长大的，在成为军阀后，他命全军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赞歌为所军歌，以基督教教条为蓝图制定军规，因而被世界舆论称为“基督将军”然而，这位基督将军却凭借善变和对时机恰到好地拿，获取了西北的地盘。1924年，他发现苏联人很慷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便投奔了苏联的怀抱。

于是郑州会议结束仅仅一周，冯玉祥就于6月20日与蒋介石举行了徐州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敦促冯玉祥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厉行反共“清党”蒋介石开的价码是，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所250万银元的津贴。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实这笔款。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尔敦爵士在6月30日的报告中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正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玉祥，以取得冯玉祥的支持，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徐州协定。【24】获得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果然手不凡，每个月250万银元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武汉能够开的价码。每个月250万银元！这就像是有人在冯玉祥面前念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大到超乎想象的宝藏现在冯玉祥前。冯玉祥不假思索，立刻决定扔掉金卢布，义无反顾地扑向蒋介石刚刚抱上的那条大。于是，冯玉祥对蒋介石开的条件照单全收，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政府把苏联人送回苏联，清洗共产党人，说服武汉国民党人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统一的国民政府。6月21日，冯玉祥就向武汉的汪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

战役的伤兵数万人，整个武汉政府已经到了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