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

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

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美国人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全消。

然而总理这次巧合了“13是个凶数”他不能自己进食了，由陈医生配制高热量高营养的流质食品往胃里灌。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肮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叶帅仍然是天天来。总理刚卧床时，他常常与总理一谈就是3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2小时。

到12月，总理已经不断高烧，谈话越来越艰难。记得12月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工作，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了。

天天来的仍然是叶剑英。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眼里一样泪光闪烁，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