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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shi住行(5/10)

经过这种比较,这里所说总理爱吃的,都是他点出名来索要过的饭菜。

总理爱吃冰糖肘子和红烧鲫鱼,常主动向我们索求:“弄个冰糖肘子吧?”或者:

“搞点红烧鲫鱼行不行?”

抗美援朝时,美国人对我们的运输线狂轰滥炸,为对付美国人的轰炸,总理连续工作几十小时,只是靠茶水面包来支撑。

那天上午,聂荣臻、吕正操等同志走后,我忙去劝总理:“该吃点东西了,总理。

您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了。”

“嗯,是感到虚了。”总理疲惫地搓搓脸,手掌从脸上搓下来时,两眼在手掌的上方睁开望住我:“能弄个冰糖肘子吧?”

我说:“你两天没睡了,还是搞点开胃的菜吧?”

总理开始拿桌上的电文,准备批阅,一边摇摇头说:“你不了解。我吃甜的也开胃。

我身体还好,活动量越大越需要补充热量,冰糖肘子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于是,我忙去吩咐桂师傅做冰糖肘子,并且懂了,总理每天消耗热量多,吃冰糖肘子可以补充。

总理的客厅兼着餐厅,工作忙时,也常在办公室吃饭。那天我们把总理请到了餐厅用餐,因为多少天了,他没吃一顿正经饭,总是在会前会后或汽车上,随便凑合着吃几片面包就算一顿饭。

看总理吃冰糖肘子真是一种享受,他吃得越香,我们心里越甜。总理无论多累多困,食欲总是不错,因为他需要能量。他不像毛泽东工作忙起来就把吃饭当成负担;他不吃则已,只要吃到好东西,必要津津有味地品咂享受,真是吃得有声有色,叫人看了打心眼里跟着香。

可是,主席那边来电话了,找总理。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只要是主席找,哪怕他刚吃了药入睡,也必须马上叫醒报告。所以,他放下没吃完的冰糖肘子就匆匆往出赶。

一般情况,只要主席把总理找去,那就没钟点了。也许谈事情讨论问题很久,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总理马上去办理,不会很快回来。所以餐桌上的饭菜就得收拾了。

总理的习惯,上顿剩了饭菜,下顿一定要热来继续吃,决不许倒掉。天气热时,怕食物放坏,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吃掉。遇上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会“帮忙”吃掉。总理下顿吃饭,必要问及上顿剩下的饭菜。如果听说被我们吃掉了,他便点点头:“只要没浪费就好。”

“吃到肚里不浪费”是他的原则,吃进谁的肚子他从不计较。然而,对于冰糖肘子和红烧卿鱼就不同了。

总理刚出门,又一溜快步地赶回来,对我说:“哎,忘了告你,冰糖肘子留给我啊。”他说到这里,稍稍一顿,忽然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吃够,我还想吃。”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悠一热。平时我更多的感觉是总理可敬,只有这种时候,那一贯可敬的感觉才会被另一种更强烈的可爱之感所替代。我笑着说:“放心吧,总理,我会看好。”

总理匆匆地走了。我向所有能接触到冰糖肘子,有可能吃掉冰糖肘子的工作人员打招呼:“都老实点啊,冰糖肘子是留给总理,的,谁也不许犯馋!”

那以后,我和炊事员桂师傅为总理安排食谱时,隔几天一礼拜的,总要安排一顿冰糖肘子或红烧鲫鱼给总理吃。

总理还爱吃红烧狮子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17年的时间,逢年过节,总理和邓大姐必要请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桂师傅就成了贵客,总理和邓大姐总要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桂师傅笑呵呵地在一旁指点油盐酱醋糖的摆放位置,帮手忙脚乱的总理打打下手,气氛欢乐祥和。

抗美援朝停战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总理抽闲下厨的情况时有发生。他说“这是一种休息”又说“做饭是一门艺术”“搞艺术是一种享受”

总理亲自下厨做菜,必要请我们作客。过节请大家,平时抽闲下厨,也要请在场的人一道品尝他的手艺。在我的印象里,总理下厨,红烧狮子头是必做的一道菜。每次做好了,会亲自端盘子送到我们面前。他走路总是一溜快步,配上腰间系的围裙,真有些像小饭馆里的勤快热情的服务员,有时还要欢快地招呼一嗓子:“哎,红烧狮子头,这是我最拿手的菜。”

总理很少强调“最”字,但是对红烧狮子头用上了“最”字。“最拿手的菜”、“保留节目”、“看家的手艺”和“家乡菜”都是用于红烧狮子头。据说狮子头属淮阳菜系。

周恩来在春天的时候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红烧肉与毛泽东的红烧肉有不同。毛泽东的红烧肉就是肉,顶多是加些辣子,极少放菜的时候。周恩来的红烧肉喜欢和萝卜一起红烧。北京的“心里美”和变萝卜可以和肉一道红烧,但总理更爱吃的还是水萝卜,又嫩,味道又鲜。那时没有“大棚菜”不像现在不论季节地能吃到四季新鲜菜,那时吃菜季节性很鲜明。水萝卜是春天的重要鲜菜。所以,每到春天,总理就不忘提醒吃顿红烧肉。

有次开会回来,总理沿路看到成堆的新鲜水萝卜摆在菜市场,心情很好,一到家就对值班卫士姜贵春吩咐道:“小姜,你和桂师傅说一声,给我烧点红烧肉吃。”

桂师傅一听就明白,他自然是把小水萝卜同肉一起红烧了。

总理还喜欢吃烧豆腐;抽闲下厨,烧豆腐也是他的一个拿手菜。不过,我们都把他的烧豆腐叫熬豆腐。并且懂得有句老话在民间很流行,叫做“钱油熬豆腐”

起因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有天抽闲下厨,自己动手做饭招待几位加班的同志。

每逢总理下厨,在“家”的工作人员都喜欢跟到厨房围观学习总理的手艺。(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称作家总理抓着油瓶往锅里倒油。他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倾斜油瓶,油还没滴出来时就几次抬高瓶口,好不容易才滴出几滴油进锅。他看看锅底,又看看油瓶,再小心翼翼地滴出两滴油,就收起了油瓶子。

他掀起眼皮望望围观的“群众”笑着耸一下肩,自我解释说:“放那么多油干吗,现在这么困难。油放少点,钱油熬豆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豆腐做好了,烧豆腐成了熬豆腐,不过味道更嫩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油熬豆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欢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白菜、豆腐、粉条,用肉汤一炖,别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热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粗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潮起狼涌,喝得两眼湿漉漉,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

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和黄土…”

还有一次,他要高梁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高粱米饭。到现在还是馋这一口。”

从1958年开始,总理和邓大姐规定:他们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到困难时期,总理和邓大姐又规定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而粮食又是将粗粮比例提到一半以上。国家完全渡过困难,到了1964年夏收之后,细粮的比例才提高,但也是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精米。

总理由于忙,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吃饭谈不上规律,也论不得习惯。不过,能够在家吃三顿饭时,还是可以说出点“规律”或“习惯”的。

总理的早餐应该叫“早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像现代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早饭要吃好吃饱。”

总理的早餐多数是在中午前后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豆浆。偶尔也喝过一碗奶或一杯酸奶。这种喝奶的时候很少,除非是我们为了给他补足热量而规定了食谱,只上牛奶不上小米粥或豆浆,他也就喝了牛奶。

如果喝小米粥,他会就点咸菜吃。他喜欢的咸菜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嚼起来咯吱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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