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还让我学到一件事：就西方的标准而言，俄国历史并非已经完整开发的领域。相反地，研究国或西欧历史时，里程碑都已标示清楚，许多议题都已达成共识。即使在尚未达成共识的议题上，正反双方的意见都已为圈内所熟知。但学者研究斯拉夫历史时，理的是尚未划分清楚的疆界，指标少之又少。因此，历史学家自己必须对历史的全程发展了然于心，随时警惕，从基辅公国到新经济政策都必须对答如。不消说，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必须自立自，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无法自欺欺人，说自己专长于某一小范围，作为度不足的借。

我从青少年开始就对国很着迷。在密西，我修了国历史、国宪政史、社会史、外史等等，以满足我的兴趣。这些课程由七位不同的教师传授，但杜艾特·杜蒙德(DwightDu摸nd)教授让我的印象最，因为他是反隶运动的权威，对我而言是全新不可知的领域。虽然我广泛接国文学，参与国生活，但我从来没听过奥伯林学院(OberlinCollege)、国短论社会(AmericanTractSociety)或班杰明·隆迪(BenjaminLundy)，更不要说是“地下铁路”因此，他的每一堂课都是全新的验。在50年代，国人还不习惯今天的自我批判。杜蒙德指控国是“腐化的国家”时，有时我心不免一惊，原来他认为这个国家纵容“谋杀、纵火与勒索”当时，任何人只要主张族平等，宣扬废止族歧视，就会被冠上“他想让妹妹嫁给黑鬼”的罪名，但杜蒙德教授却在课堂上大声宣称“国的未来族将是黑白混血”而这甚至不是他起的预测，他只是引述前人的说法。

下课时，同学讨论杜蒙德的德家彩是否过历史学者，大家意见不一。但教授称反运动自有其法律上的依据，他主张，国际法并没有允许基督徒以教友为。他虽然全心全意研究自己的专业，但并非没有多方面的兴趣。有时他也会以唱作俱佳的夸大叙述，提他的独到见解：国内战完全起于西南和西北的经济利益冲突。“如果当时阿利尼山脉以东发生变故，例如地震或海啸将东沿海卷大西洋海底，”他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内战还是会开打，一影响都没有…”而且，以他对反运动的研究，他能以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军事史，技术问题变得更为重要。他对李将军毫无半句恶言，李将军是一的军人，只是为南方打仗，反抗压统治。杜蒙德对史东渥尔·杰克逊(StonewallJackson)的称赞更达于。这些人的诚奉献很难不影响到他。如果说我没有从杜蒙德学到任何史实，我至少学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力与复杂，由于我的人生之路较为古怪，我并没有机会从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看到这些特。

不知是于潜在的望或是纯粹巧合，我选修的课程都和社会的大规模动与暴相关，其一是全欧洲的宗教改革期间，另外则是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多年后的今天再回顾，我可以说这段时期的知识可能有利于史学家，让他更了解同时代的中国，效果胜过单单只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数世纪以来缺乏步现代的大突破。研究者理不存在的题材时，不太可能从中发掘原因。无论在何情况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学者甚至无法理解，在大我的生活中欠缺某重要成分，也无法见证解释欠缺的原因。比较务实的法是找一个例来探讨，从中寻找失落的环节以及实际发生的突破。17世纪的英国就是这样的例，当然其间发生许多大规模而复杂的演变，当时这个国家经历了内战、弑君、尝试共和国政、护国主、复辟等等，最后发现某一解决方式其实并没有好过其他方式，甚至可能更糟。这段史实的时间横亘了近一个世纪，其大熔炉纳了经济危机、宗教争议、宪政僵局及外压力。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难只学到每个层面都差错？不过，多位史学家的观察令我印象刻。他们指，在斯图亚特王朝后期，习惯法承认平等的存在，有助于社会重新恢复稳定。再一步推论，两法理原则合而为一，让农业经济可以如常运作，与国家经济中更步的层次(如银行系和外贸)并行不悖。大家都知，中国还没经历这样的演化阶段。

迟至50年代晚期，密西大学只有一位教授中国和日本历史的教师，既主持研究生的研讨课，也在大学教概论课程。这位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WhitneyHall)教授还是一位知名的日本专家，目前于耶鲁任教。我请他当我的中国史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时，他的立即反应是我应该去哈佛。有了哈佛文凭，会更容易敲开就业市场的大门。就业市场姑且不论，霍尔教授愿意指导我吗？他说好。我与他的往来十分令我满意。霍尔本虽然是哈佛人，但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迟至40年代，包括许多日本人在内的史学家都同意德川时期对日本有不良的影响，到明治维新后国运才开始好转。霍尔教授的研究却显示，即使是在德川时期的中叶，日本已经开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货币理。不论就制度或实例而言，政府财政制度和西方接轨已成为受注目的焦。这和帝制末期的中国真是一大对比。

我去找霍尔教授时，他正在行一项重大的研究计划。他掌握日本前采邑的文献，决心描绘该地区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常见到他，但常见面其实并不重要，我所需要的鼓励与警告，他都已经给我了。他也没有在我的研究途中横生障碍，好借以显示他是要求严格的教师。他不断调中国历史“动”或“有弹”也就是说，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等着被评估诠释，重建将使历史呈现许多不同的面向，在过程中当然有许多风险，不过胆小退却也无补于事，路总是要走的。至于我是否有潜力成为史学家，霍尔的评语很坦白：不太顺利，某些方面很，其他方面严重不足。他建议我应该加自己的纪律，扩大我在西方和国历史的知识，化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至于我是否有能力理古文撰写的典籍，霍尔教授对我有绝对的信心。在我第一次参加初步试时，在五个指定领域中当掉了两门，被迫再考一次。我意志消沉，霍尔给予我恰到好的推动。“来吧，”他说“鼓起勇气来，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些话分量十足。人虽然要承认错误，但不能认定从此就无法改变。

这时我修了霍尔教授的现代日本历史。我确定学期报告题目是“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变动”时，我对他说，我想让自己熟练以制度来解读历史的方法。我想找呈现时代剖面的正确方式。这可以算是综合方式。教育政策的改变必定是面镜，可以反映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觉醒。我对单一或孤立事件没有兴趣。这篇报告得了A，从此我和教授建立起较密切的关系。我寻找博士论文题目时，经过许多波折。我于本能想研究中国的内战，但我缺乏研究资料的协助，又无法离战争带来的情绪冲击，本不可能理这个异常复杂的题目。而且，自从我决心研究历史后，我比较倾向于克劳维兹学派的影响：一大堆炮火对历史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但有时短暂的小冲突反而可能造就历史的重大里程碑。在安亚堡的初期，我无疑仍受到格拉斯·弗利曼(DouglasFreeman)的影响。我曾从东京的厄尼·派尔(ErniePyle)图书馆借他的《李将军的中尉们》(Lee’sLieutenants)，在办公室看。但在密西大学时，我有机会翻阅柯尔(ACCole)的《无可抑制的冲突》(TheIrrepressibleConflict)和玛格丽特·李区(MargaretLeech)的《华盛顿的起床号》(ReveilleinWashington)。后者对我影响尤大，让我不再迷恋军事史。就牵涉之广度与情绪冲击之度而言，报战争最好能远离战场，不必提及灰尘或坏疽。

一旦决定题目和战争无关以后，我就有许多题目可以选择。不过，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是最惊人的历史发展，即使是抗日战争与内战，都可以说是那次史无前例发展的后续。中国与西方的多次冲突，以及每次羞辱后的调适，似乎都已经过充分探讨。但当真如此吗？那些专论或论文的共同缺是，作者还不能接受历史的无可避免。中国作者持续指控西方帝国主义的攻，西方人则照例指责中国傲慢、见识不足、拒绝改革。这些事件有相当丰富的文献，但欠缺的却是彼此的了解。鸦片战争开打时，克思写，一方以为自己备所有德，另一方则只知贱买贵卖，就我所知的史迪威事件，及从朱世明将军听来的消息判断，我敢说双方的心态仍隔了十万八千里，毫无展。问题是我们对历史的研究还不够。我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经验让我上了一课：当代中国的背景必须回溯自帝制时期的过去。这些思绪让我转而研究明朝。如果东西双方的对立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将背景往上延伸数百年并非不合理。无论如何，清代的政治历史受到外族统治的太多扭曲，后期又在与西方冲突影的笼罩之下。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朝代，在制上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特。

经过许多徒劳无功的摸索后，我的博士论文最后确定为“明代之漕运”是一个时期的剪影，其运作情形是可以理的题目。这个概括研究多多少少是智识上的练习，让我熟悉帝制末期政府的基础后勤设施。论文尚未完成，霍尔教授就前往耶鲁任教。接任的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和余英时教授对我的帮助远多于批评。在他们的推动下，论文很快获得委员会的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