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制造棉布仍是一家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的收，在贫困佃农的内尤不可少。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system）有若相似之，单独的有这样的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在。与当日带服务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利贷为主的当铺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商业，而促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孟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15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

科技的展经过宋代之最峰后，明朝缺乏继续之展。从丝绸之纺织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机械设计及理，似乎都端赖技工的光。力工程及药学因有实际需要之价值，明人在这两方面颇有作为。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识为其本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既已有了现阶段的成就，如果继续研钻，似乎不难引至利用更的数学工，获悉宇宙内更奥妙的神秘。

在农业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之为烟叶、玉蜀黍、甜薯及生自新大陆输。后面两农作因其可以栽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对于解决问题更有特殊之价值。可是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明代甚少展。元代忽必烈所颁发之《农桑辑要》内中图释之农，几个世纪之后再无增，可见得传统的农业技术在相当时间之前即已达到其最限度。

然则明朝尽力使中国内均匀一致则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后华北即无异族逗留的痕迹，华南有了省区之间的移民，使人更能疏散到广大的地区，也使西南之少数民族更到压力。历史上估计中国的人，总多少带有冒险。可是中外学者已有共同的观念，认为公元1600年前后，中国人巳接近15000万，这是历史上的最。虽说明律不许人民泛海，事实上向东南亚各国移民好像未曾间断。公元1567年明政府已片面开放福建之月港，当地接近厦门。以后国际贸易相次展开于广州及澳门似从1578年始。

利玛窦于公元1595年来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纪录。我们今日看来，可以想见中国在16世纪末叶，颇像一玉制的装饰品：从术的角度看来有它本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因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内的增已至极限。用不着说，这样一个国家不容易动员，对外界的压力亦缺乏抵御的实力。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实际上在利玛窦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振作。这运动是由张居正一手经营，他这时是首席大学士，同时也是朱翊钧（即万历皇帝）的导师。当万历在公元1572年以9岁登极之日，张居正因皇太后之信托，成为皇帝的保护人。他和内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于是行使职权时有相当的威望，有如宰相，只是没有宰相之名目。他将自己的亲信布置在内外机要之，也将自己权势推广至朝臣之监察弹劾门和文书教育门，同时亲理吏礼兵刑工六。张居正不辞劳瘁，经常以个人之书牍和各地巡抚总督谈论国事中之各问题，所以各方针与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当各臣僚建议于御前.而张居正以大学士的资格代皇帝批答时，不过将经过协定的谋略化。张居正既有人事权，便常引用各人的升迁为饵来笼络属，张居正以这方法独揽国事达10年之久，迄至1582年他刚57岁却人意外的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