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既不便公开的反叛，只有采取消极的不合作办法。而另外的一个极端：朱祐樘为人中庸，也无个上的表现，正是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无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百官对皇位之继承极端地注意，他们持立长不立幼的原则几乎带着宗教的虔诚。这问题容易产生，乃因其关系臣僚本的安全。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与或褫夺，则其神秘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逆料。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看上面各段轶闻并不全是无关宏旨的小事，既有这么多有识之士以生死争，这也是在尴尬时期内，以一笨拙的办法对付可以谓之为宪法危机的诸项问题。

财政紊的原因

明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数目字上理；它历代沿用的军制度很快地衰退；它的财政税收过于迁就农村经济之习惯，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组。

军制的衰退不难解释：最初奉命以军登记的并非全于本愿，很多是被迫“垛”。如果他们分有耕地的话，则其地产并非集纳于一，而系和其他私人产业相错综。被分田地的，将地产买卖转当无从查悉禁止，经过数代之后，有的一死绝，有的逃亡，军只有不断地减少，总之就是去多来少。在边区屯田，其情形稍优，在16世纪初叶，大概很多屯区尚能维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数，在内地的卫所则所存通常不及什一。

税收当然较朱元璋时代已有增加，可是其增加从未有系统的制定，基本的税收数以谷米之石计算，整个朝代很少变更，历276年，其基数大致如故，所增加的是基数外的附加、加耗，和盘运的脚费等等。一般情形下，因为上层要求下级政府作主，自行斟酌地添增，所以毫无制。朝代初年以责任繁重之役加在富上的办法已不复施用，接着的是将其负担予中等人，最后只有摊及全民。不给偿的工役很少例外的，已改为钱代役。服役的年限最初每10年一，中间改作5年一，最后则每年钱代役。这样的调整有将全义务年征取全用银，也有将土地税和服役之役钱互相归井之势。其详细办法各州各县不同，大概视其经济发展的情形而定，只是其趋势则全面一致。在16世纪这样的调整归并通称“一条鞭法”

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县份到理想的境界，将所有的“赋”与“役”全归井而整个地一次以白银征收。让有些纳税人担任财政上职责的办法迄未完全革除。因为它自没有带服务质的机构，**政府只能将收税机关与经手开销的机关成对地合。对**政府讲，收和支如是已一款一项地彼此对销。当税收以实缴纳时，全国充满了错的短距离补给线，又因为缺乏银行及中继机构，其收支用银的纳方法大上仍是如此。一个边防的军事机构可能接到收一打以上县份的款项，同样的一州一府也可能向数以十计的仓库库房缴纳。这办法除了极少的调整之外，以后也为清朝袭用。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

从现代的光看来，虽说税率增，但一般所仍低，情形也每州各县不同。因为税率是平地施行于全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3亩或5亩极为单薄之下，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亦即逾此一步，纳税人已无力负担。将下免税或以累税制增额于大地主的办法迄未曾提及，大概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即使用简单的现制执行，各地方政府已到棘手，再要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技术上的困难足以使整个制度解。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尴尬之乃中国在近代史里所遇到的最大难关。因为如此，这帝国的资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无法增。另外所积存之剩余很少用在投资的用途上，要不是用作利贷的本钱，即供无谓的消费。因为财政之本贴在农村之上，它也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之商业作更一步的发展。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财政之实施既缺乏迫的制工，其账目数字错综，无从标准化，因之随都有错漏，某程度的不尽不实，只好任之听之。虽然**政府在上端以严格的标准行事，其所加压力因有技术上的困难在，愈至下端只有愈松懈，在执行上，效率也愈低。这样令人扼腕的情形，有如痼疾。

倭寇的侵扰与蒙古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