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其原文自《宋史。货志》会计分，但文内并未提到此统计之质。然而据当日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率地以今日金400元值黄金一两计算，则上数相当于金60亿至70亿。当时全世界没有其他场所，国富曾如此大数量地通。

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使我们对上述数字提质问，我们也知当时谎报数字和实际上通货膨胀都曾前后发生。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经理者面临着一不能在数目字上理的局面。当中足使情况混淆上下脱节的原因甚多，有时候，有些仓库储藏逾量而其他地区则短缺。在宋朝的财政报告里，谷米之石，铜钱之缗，绢帛之疋认作可以互相换。实际上品的价格则各地悬殊，有时同一地尚因时间与季节而有不同。官方的历史即承认，所有兑换率通常由税人片面断定，致使“民无所诉”当包税者与税人相持不下时，也不能断定税收应各依每的预定数量或者据实情而伸缩。有些税人本也将款项分开支。有时候应收数与实际已接收解库的名目混淆，遗失漂没免除的钱也不除帐。在复式簿记没有广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现于西方，只是没有宋朝如此骇人听闻罢了。

因为上层的压力，以少报多乃是一般现象。同样的情形，军队各单位也虚报人数以便获得更多的粮饷，他们明知发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虚报。这一单位如此，另一单位也一样，否则只好吃亏。本千年的初叶，宋军总数即超过百万，朝廷屡次派员查“冗兵”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

宋朝军队起先还经过甄选，在公元1035年兵士之薪饷还依据长而有不同。那年之后这标准即被放弃，募兵伍已无选择，军队分为三级也成往事，只剩一些名目还照样保持。有时候募兵给安家费，因之收容伍之新兵包括难民、乞丐和罪犯。如此一方面使得军费膨胀得不可开，一方面能战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1126年金人来犯前夕，宋之军士甚至须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军队的情形也是国家财政的反映，而后者也应当与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协调。宋朝制度，虽说没有存心如此，却违反了这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它主要的问题乃是一方面有农民之纳税人，由它制，一方面有农民的兵士，经它招募，两者之间的距离务须缩短。它的收一度宣称自“商业之来源”——主要为盐、茶叶、香料、钾碱、酵母、酒醋（生丝列土地税之内，有时代替货币），其实仍是农产品及乡间工业的产。而**集权的制，并没有缩短上述距离，相反的，它延长了两者间的距离，并且由于官僚主义之滥用职权，使得关系更为恶化。

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

一般人之了解：宋之敌借着半游牧的背景，有了牧人凌驾于农夫之上的优势。然而较少为人注意的则是，华北一落他们的掌握，他们也向境内汉人全面征兵。辽将多数的汉人编成“转”属在各“鲁朵”（）之下，如此一来每一落，即卫及优秀队都有汉人人力充实作数，以支持契丹之兵员。金则将因世袭而参与军事之女真人杂居在汉人之内。各地居民自50至300编成一“谋克”8至10个谋克构成一个“猛安”（实际数编法各地大有），原则上谋克与猛安之首长只能由女真人充当。因之税收与征发经过他们的职业武士密切监视，达到行政上最之效率。而其动员时所有之伸缩，更是必须经常维持一个庞大常备军的宋朝所不能比拟。所以异族或少数民族之军事优势由来有自。

纵牧的场所也与双方战力之盛衰有决定的关系。《辽史》说得很清楚，与宋互市时，与羊不许境。同书也说及辽与金决战时不失去战之来源关系极为重大。这限制匹南下的禁令，也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看，画幅上开封之大车都用黄拖拉，可见匹短少情景迫切。匹原来也可以在华中繁，只是受当地农业经济的限制，其耗费极难维持，而且在密耕作地区所育匹一般较为瘠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