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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触到的毛泽东
网站: http://www.honggewang.com 时间: 2009-5-7 10:48:00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我出生于河北省定县一个普普通通的贫苦农民家庭。幸运的是,在1957年19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警卫战士。在“文化大革命”中,从1967年10月起,我又被选拔为江青的秘书,一直到1973年6月。由于在这样的岗位上工作,我多次幸福地零距离接触到毛主席,和毛主席交谈,其情其景,终生难忘。

  “我不是首长。我也是一名战士,不过我这个战士比起你这个战士年岁大了些。”

  我参军进入中央警卫团后,经过4个月的严格训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经过5天的入门教育,我被安排在重要的哨位——玉泉山的西大门执勤站岗。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毛主席同赫鲁晓夫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毛主席和赫鲁晓夫4天时间的会谈,大部分是在玉泉山举行的。在此期间,我有幸见到了毛主席。

  连政治指导员刘贵认为我的文化程度高一些,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板书也好一些,指定我为连的义务宣传员,负责墙报、黑板报的宣传工作。一天下午4时,我下哨以后,到驻守在玉泉山北门的部队了解好人好事。当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大院的马路上停着四辆小汽车,第一辆是苏制吉姆前卫车,第二辆是苏制防弹吉斯主车,第三、四辆也是吉姆车,是后卫车。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想:不是毛主席要走,就是赫鲁晓夫要走。过了一会儿,毛主席陪同赫鲁晓夫从一号楼大门口走了出来。毛主席伸出手和赫鲁晓夫握了握,赫鲁晓夫就上车走了。我站在距离停车位置10米左右的地方,一动也不敢动。为什么站在那里不敢动呢?原因有二:一是部队有要求、有纪律,警卫战士在碰到中央首长散步、劳动、钓鱼或与人交谈时,能避开时就避开,实在避不开时,就站在原地不要走动,以免打扰首长思考问题或影响首长休息。首长不打招呼,不要主动向首长打招呼和说话。如果首长主动跟我们说话,就大大方方地有问必答,要沉住气,不要慌慌张张的,更不准提个人的任何要求。二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这位最高领导人,又激动又紧张,心里怦怦直跳,生怕毛主席发现我。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毛主席回到他住的一号楼里。当赫鲁晓夫乘坐的汽车走远,毛主席转过身来准备回楼时,发现了我,举起手来向我打招呼。我看见毛主席向我打招呼,便连忙走了过去。毛主席和蔼可亲地对我说:“小同志,你好。”当时我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随口说了一句:“首长好!”毛主席微笑着诙谐地说:“我不是首长。我也是一名战士,不过我这个战士比起你这个战士年岁大了些。你们的连长、营长、团长才是首长呢。”看到毛主席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原本非常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由于距离毛主席非常近,所以对他老人家的形象看得比较清楚:身材高大魁梧,满面红光,神采奕奕,面部没有一丝皱纹,感觉到他身上透着一股睿智之气,强烈地表现出大将风度和领袖风范。我回到班里以后,跟战友们说了刚才见到毛主席的情形,让他们也分享我的幸福。

  “没有关系,我原来也是农民,不怕脏。”

  1962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另外两名战士在北戴河疗养区部队自己开垦的地里翻红薯蔓。约3点钟,毛主席在通往海滩的马路上散步。当他看到我们在劳动时,就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开始,我们只顾埋头劳动,没有看见毛主席。等发现时,毛主席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了。他面带微笑,看着我们翻红薯蔓。当时,毛主席伸出手来要和我们握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伸出手来握一下,可看到自己手上满是泥污,便很理智地缩了回来。主席问:“怎么了?”我说:“我的手太脏了。”主席说:“没有关系,我原来也是农民,不怕脏。”见我没回应,他又说:“不握就不握吧。”能看得出,在红薯地劳动的战士们也像我一样激动,脸上都是红彤彤的。这时,我和其他两位战士异口同声地大声说:“主席好!”

  毛主席满面笑容地说:“你们好。你们种的这东西叫红薯,有的地方叫白薯,有的地方叫地瓜。这东西又好吃营养价值又高,你们说是不是呀?”

  “是。”我们齐声回答。

  “你们是警卫团的同志吧?”毛主席又问。

  “是。”我抢先回答。

  毛主席接着说:“解放军既能保卫祖国,会打仗,又能参加生产劳动,是穿军装的老百姓。这是我们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势,国民党的军队做不到,所以失败了。”

  我们都点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聊了几句话,才回到马路上,顺着马路向浴场的方向走去。

  “还是你勇敢,不怕我这个纸老虎。”

  在第二次见到毛主席四天后的下午,我和一位战士游泳后正在北戴河第四浴场打乒乓球,看到毛主席也来到了第四浴场。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是在第五浴场更衣、洗澡和休息,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到了第四浴场,大概是散步走到这里来了。当毛主席进来以后,坐在乒乓球台周围的同志都站了起来。我和那位战士也赶紧把球拍轻轻地放在乒乓球台上,与大家站到了一起。

  毛主席看到这种情景,笑着说:“大家怎么了?我一来你们怎么不玩了?我又不是老虎,吃不了你们。”大家听了毛主席幽默的话以后,都情不自禁地笑了,紧张的气氛顿时消散了。

  毛主席接着打趣地说:“你们不打,我来打。”说完,他拿起球拍,然后转身朝四周看了看,问道:“谁来跟我打?”

  一位30多岁的地方干部自告奋勇地走了过去,说:“我来跟主席打。”

  毛主席说:“还是你勇敢,不怕我这个纸老虎。”

  说完,他们一老一小两个人就乒乒乓乓地打起球来。

  毛主席球艺不错,但因身材高大,动作的敏捷性显得不够。

  由于那天比较炎热,室内又没有空调,不一会儿毛主席就满头大汗了。

  毛主席放下球拍,高兴地说:“走了,游泳去了。”

  “来,合个影。”

  196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整个广场灯火辉煌,流光溢彩。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气氛热烈而高涨。当美丽的焰火腾空而起时,人山人海的广场沸腾了,掌声雷动。

  第一批焰火放完之后,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回到大厅,坐在沙发上休息、喝茶,觉得肚子饿了,就向服务人员要了几个包子吃。

  我们在主席和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早就想和毛主席一起照张相,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这回正是个好机会。想到这里,我马上请求江青跟主席说说,可江青犹豫了半天,不敢跟主席说。她说:“小杨,我可不敢说,主席难得休息一会儿,还正在吃东西,不好说呀。”

  我怕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就又对主席的保健护士刘小燕说了我的想法,刘小燕爽快地答应跟主席讲一讲。

  刘小燕很快就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高兴地站起来,把手一挥,说:“来,合个影!”

  这时,有几位工作人员快步走了过去,江青也过去凑热闹。毛主席指着林彪说:“林彪同志,你也来一起合个影。东兴、耀祠同志也来吧。”

  我们正在排队的时候,毛主席指着警卫团一大队副队长陈长江说:“你叫陈长江,你的名字很好嘛。长江流水滚滚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啊。”

  毛主席风趣的话,逗得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在大家开怀大笑的时候,早已做好准备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咔嗒”一声,给我们留下了这十分难忘、珍贵的一瞬间。

  “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

  1968年11月的一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主演的电影《荒山泪》。江青被程砚秋精湛的艺术表演深深打动,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并执意要在当天晚上去看望住在西四三条39号院的程砚秋的夫人果素珍女士(程砚秋已于1958年去世)。因那天晚上刮着西北风,下着小雪,气温低,在程先生家谈话的时间较长,室内又没有暖气,只生了一个煤炉取暖,第二天江青就感冒发烧了,几天高烧不退。江青害怕了,说:“我病得太厉害了,和以前的感冒不一样,快不行了。”她叫我立刻打电话报告毛主席,说:“告诉主席,我现在患了重感冒,发高烧。这次我的病情很严重,请主席赶快来看看我,否则就见不到主席了。”

  当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报告毛主席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并没有马上来看她。过了一周以后,江青的病基本上好了。此后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才来看她。我们在江青那儿工作的10名同志,个个激动万分。毛主席说:“你们辛苦了!”大家齐声说:“主席辛苦!”我说:“不辛苦。”毛主席说:“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实话实说嘛,辛苦就是辛苦。”我是江青处的党支部书记,站在最前面,毛主席首先与我握手,并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回答道:“我叫杨银禄。”毛主席又问:“是哪几个字啊?”我说:“是木易杨,银行的银,福禄祯祥的禄。”毛主席诙谐地说:“你的名字不错嘛,既有银子,又有俸禄,钱用不完呀。”他接着又问:“你是哪里人呀?”我回答:“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定县。”他略有所思,高兴地说:“定县,定县我去过。定县大啊,人口多啊,交通又方便,有希望啊,可惜现在乱了点。我相信,很快就会好的。总而言之,定县是大有希望的。”

  毛主席跟我交谈以后,又热情地依次同其他工作人员握手。毛主席同大家握手时,同志们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握手后,毛主席便由护士周淑英引导去了江青的办公室。江青住在二楼,楼层很高,那时主席已是75岁的高龄了,但不用别人搀扶就上去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江青把毛主席送到了一层大厅。江青指着我介绍说:“他就是我的秘书小杨。”毛主席把手一挥,说:“不用你介绍了,我们早就认识了。”接着,毛主席拉着长声说:“他叫杨——银——禄。”江青说:“主席说得对。”然后奇怪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毛主席说:“一个多小时以前认识的。”毛主席说完,走出楼房,向我们挥了挥手,坐上汽车走了。我们望着远去的汽车,心潮起伏,幸福万分。


    “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才放心、高兴。”

  1969年9月的一天,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着“请杨英路同志面呈毛主席亲启”的字样,落款:“江青托”。叫我亲自送给毛主席。

  我的名字本来叫杨银禄,为什么改为“杨英路”了呢?说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党的九大前后,江青突然心血来潮,到处给工作人员改名字,包括钓鱼台和人民大会堂不下十几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先后都给改了,我是其中的一个。

  记得江青这样对我说:“银禄这个名字太封建了。你的父亲满脑子不是银子就是钱,一点革命的气味都没有,狭隘的小农经济意识。我不喜欢你这个名字,我给你改个名字吧。”我说:“我的名字叫了很多年了,不用改了。”江青说:“你的名字不好,要改。”江青沉思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就用你名字的谐音,叫杨英路吧,意思就是走英雄的道路。”她看了我一眼,不知有没有看出我脸上的反应,我想我当时的脸色可能不怎么好看。但江青还是说:“就这样定了!”当时江青以反封建思想自居,如果不同意她的意见,她一定会不高兴。不能因小失大,因而我也不好再解释什么。这样,我的名字就由杨银禄改成了“杨英路”。从此,她凡是让我给中央领导送文件或信件时,信封上就总是写着:“请杨英路面送×××亲启”的字样,“杨英路”这个名字也就逐渐在中央领导层中叫开了。

  我接过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信,经电话询问,知道毛主席住在人民大会堂,就立即乘车去了那里。

  在人民大会堂,我找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把信递给了他,请他交给毛主席。徐业夫看了一下信封,对我说:“小杨,江青同志让你面呈主席,你就亲自交给主席吧。不然,她问起你是亲自交的,还是叫别人交的,你怎么回答呢?她这个人疑心很大,还是你亲自交给主席好。”

  徐业夫进去报告毛主席以后,出来对我说:“主席让你进去。”

  我进入主席的办公室,看到毛主席坐在大厅中间背北面南的沙发上看文件。

  他听到脚步声,就说:“小杨来了,定县人来了。你们定县的形势稳定多了吧?”距离上次与我谈话的时间快一年了,毛主席现在还记得那次谈话的内容,这让我十分惊奇。我说:“党的九大以后,我们定县的形势稳定多了,请主席放心。”毛主席说:“只有形势稳定了,经济才能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才放心、高兴。”毛主席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你们定县发展经济有很多有利条件,除了面积大、人口多、交通方便以外,还有两条,那就是地处华北大平原,距离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很近,工农业生产搞不好没有任何道理嘛!我希望你们定县有较快的发展。”我说:“谢谢主席对我们家乡的关心和厚爱。”毛主席说:“谢什么,谁都热爱自己的家乡嘛,谁都想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嘛。”

  毛主席还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

  毛主席问:“你今天来干什么呀?”我说:“主席,江青同志叫我给您送一封信。”毛主席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好,给我。”

  毛主席接过信看了看,又端详着看了我一眼,问道:“你不是叫杨银禄吗?现在怎么又叫杨英路了呢?”毛主席的记忆力真好,快一年没见面了,还记得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我回答说:“我的名字是江青同志给我改的。”

  毛主席没有再问什么,笑了笑对我说:“说句北京话——劳驾,请你把信封给我拆开。”说着就把信递给了我。

  我接过信,用指甲把钉书钉抠掉,然后又把信递给毛主席。

  毛主席端详着信封问:“你不用剪刀,是用什么东西把钉书钉搞掉的呀?”我回答:“是用指甲抠掉的。”

  毛主席听后说:“你的指甲够厉害的啊。”我说:“因为江青同志经常让我给她拆信封,我怕耽误她的时间,都是用指甲抠,是锻炼出来的。”毛主席点点头,表示赞许。

  我说:“主席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事我就回去了。”

  毛主席打趣地说:“有事,我还有事。你已经没事了,请回吧。”

  我用军队的习惯用语说了一声:“是。”便离开了主席的办公室。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追悼大会于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那天上午10时,我接到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他说:“杨秘书,江青同志起床以后,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今天下午3时在八宝山礼堂举行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没有特殊情况的都参加。江青同志如果身体好、精神好的话,也请她参加。”中午12时左右,江青打铃起床了。过了半个小时,护士赵柳恩告诉我,江青现在已经到了办公室,你有事要向她报告的话现在可以进去了。我进入江青的办公室,向她报告了周总理的电话内容。她没有表示去还是不去,没有任何表情,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你去吧。”到下午1时,汪东兴打来电话,急匆匆地说:“江青同志去八宝山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请她先不要动身,等我的电话。”我放下电话,立即报告了江青。汪东兴专门负责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既然是他来电话,江青就明白了。她机敏地说:“今天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快给我备车,我也去参加。”看来她原来没有准备参加。我说:“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江青高兴地说:“好,好。”紧接着,周总理的秘书赵茂峰又打来电话,说:“总理请江青同志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汪东兴为什么不叫江青去得太早呢?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到,追悼会是不会开始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没有取暖设备,江青又怕冷,万一她感冒了会受埋怨。下午2点半左右,汪东兴来电话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可以出发了。”我报告江青以后,她很快走出楼房,上了汽车,20分钟就到了八宝山。江青对气味特别敏感。她一进礼堂的西休息室,就习惯性地抽动了几下鼻子,问道:“怎么有煤气味?”中央警卫处副处长邬吉成赶紧解释说:“今天天气太冷,这里又没有取暖设备,怕冻着首长们,临时在这里生了一个炉子,这是总理安排的。”江青听了后没有再说什么,就去问候陈毅的夫人张茜。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来了。周总理、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都过去迎接毛主席,江青也过去迎接。毛主席没有与迎接他的中央领导人说话,也没有握手,却主动走过去紧紧握着张茜的手,向张茜及其子女表示亲切慰问,并坚定而大声地说:“我与陈毅是井冈山的老战友。我们有过分歧,那是同志间的争论,和林彪不同。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我这一次见到毛主席和上次见到他老人家,虽然相隔只有15个月,但他已经是判若两人了:红光满面不见了,神采奕奕没有了,稳健有力的步伐没有了;整齐的发型和衣着也没有了,头发和胡须长长的,脸色很不好看;里面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毛料睡衣,外穿一件灰色大衣,人显得苍老多了。张茜和她的子女们搀扶着他缓慢地步入大礼堂。我看在眼里,心里有种酸楚的感觉。当毛主席在我面前走过时,我向他点了点头,表示问候。他也向我点了点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很少参加追悼会,这次他亲自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可见他对昔日老战友的尊重和深深的怀念之情。

  这一次,是我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1973年6月,我重新回到中央警卫团工作,以后就没有见过毛主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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