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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魂在红色电波中闪耀——记通信兵老战士周维晞
网站: http://www.honggewang.com 时间: 2009-5-13 10:03:00 来源: 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党在特殊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我军忠诚可靠的通信兵


 

    通信兵这是我党、我军鲜为人知的一条特殊战线。这是我党、我军在半个世纪以来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和巩固政权,构成现代革命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过程中组建的第一个必不可少的技术保障兵种。
    今天共和国强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和我军现代通信、信息自动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这条特殊战线上默默无闻奋战一生的无数无名英雄。
    周维晞就是这个战线上的一名老战士。

    周维晞同志的生平
    周维晞同志1920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河津县, 1984年底奉命离休,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文革前副军职干部,1999年7月于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周维晞早年当过晋南纺纱厂纺纱工人。他的一家出了许多革命者,是个革命家庭。
    姐姐纪云,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晋南中共第一批共产党人,1925年入党、中共北方局联络员,建国后担任交通部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姐夫纪廷梓,1922年入党、1930年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后牺牲在国民党监狱中;
    哥哥张晔(周维新)1926年入党,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47年山东渤海区党委书记,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农民首席代表。
    受家人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周维晞从小就追求真理,反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并在他们的引导下从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曾任我党在晋南武装力量的侦察员。抗日战争爆发后,
    1938年在陕北保安入伍。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进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二大队学习,成绩优秀。
    毕业后在张浩同志(林育英、中共住共产国际代表)的亲切关怀下和亲自谈话后,保送到延安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学习。
    通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三局电台二分队(中共中央直属电台分队),历任见习报务员、报务员,中央军委总台报务员,领班、报务组副组长。出色的完成各项战勤业务。

    抗战初期延安中央和军委总部军委三局以仅有的10部短波电台与被强敌分割、分散在天涯海角的80几个联络对象进行联络。其中包括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皖南、苏鲁豫等革命根据地电台,大幅度流动作战的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115、120、129师师部及各个野战军电台,全国各地地下党隐蔽电台,共产国际电台,国民党友军电台等等。
    军委三局以极其原始落后的参差不齐的通信设备,呕心沥血、费尽心计与各单位保持着高效、可靠、畅通的通信联络。甚至与使用15瓦手摇马达电台的海南岛的琼崖纵队也恢复了联系。
    其中实施了:后方服务前方、固定服务移动、公开服务隐蔽、24小时不间断守听,几十昼夜连续守听,适时不间断盲发。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在大量的、不定时的、极其微弱、强烈干扰复杂的无线电讯号中进行认真地筛选、过滤,绝不放松任何一丝微弱的信号。
    同时不间断地进行着对敌台的识别、破译和干扰;我台的伪装、规避和抗干扰;不间断的红色电台语音和数字的新闻传播;不间断地大量派出人员,建立新区、新军、新地下党电台。如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李侠就是李白烈士的原型。
    我军电台执行着极其严格的工作纪律,“一字之差血流成河,一字之错全军覆没”的工作特点要求通信战线在设备简陋、讯号微弱的环境中,必须遵守纪律认真工作,对讯号失误等错误执行极其严格的工作纪律,决不亚于战场纪律,当然也决不允许网上出现任何无关信息。
    总部电台从不以上级台自居,公正对待各个联络对象,处处为对方着想,雷厉风行,分秒必争,形成一整套我军通信兵的顽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那就是严肃、认真、纪律、服从、规定、程序、团结、协作、克己、忍耐,一丝不苟、实事求是、艰苦朴素。
    总部电台为各地电台树立了榜样,为今后我军电台群的发展立下了规矩,定下了原则。并赢得了各根据地、各总部、野战军首长、地下党电台的好评和尊重。使在敌强我弱、地域分散、分割的情况下,用无线电波架起的空中隧道,保障了全党全军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实现了全党全军指挥、管控上的统一。
    我军电台与国民党电台作风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在通信效率、电子对抗、侦听、破译等方面都超过国民党军、日军用各国先进装备起来的同兵种作战能力。
    在延安他和他的战友们继承和发扬了大革命时期和红军时期革命英烈的精神和中央军委三局的光荣传统,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承前启后、承上启下、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做强做大,为高度分散、割据的革命力量的统一指挥领导提供了必须、唯一、可靠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保障,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这个持续不断的稳定的统一的通信指挥系统,保证了中央、军委在不同历史阶段、时期指挥调动各独立区域的机构和部队,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样式和步调一致,集中力量于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避免了中国历次农民战争中每每发生的局部利益扩大化、独立化、甚至分裂的被动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始、无序、愚昧的组织状态,使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成为科学、有序、有着严密组织有声有色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在延安毛主席曾多次亲临电台,他多次对通信兵讲到: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需要无数的人民英雄,有些是有名的比如朱总司令,有些是无名的比如你们,你们要安心技术工作,你们要甘当革命无名的英雄”;
    “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你们是革命无名的英雄”;
    他把这些话默默地藏在心底,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实践和弘扬了人民通信兵无上光荣的革命精神和情操。
    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我军通信兵不断地发展壮大,到抗战结束时我党我军已经发展到近千部电台。

    在延安的十年里他坚守在毛主席和中央、军队总部首长身边,直接聆听他们的教诲,自觉学习他们的榜样,默默忍受极端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考验,节约每一块电池、每一张抄报纸、每一滴灯油和每一枝铅笔头。
    他在总部直属部队,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大生产运动,在安塞的大山里和张思德同志一同打柴烧炭,每次进山都要默默地比别人多背几十斤,种菜养猪、纺纱织布也是高手,他多次被军委三局、边区政府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为了应付夜以继日高度紧张的电台工作,他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和战友们参加体育锻炼,组织军委三局篮球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参与组织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的篮球联赛。朱总司令、贺龙师长等军队主要领导也加入其中,官兵、军民其乐融融,使到延安的友军、追求抗日的各地青年、路过延安的各野战部队无不为之新奇为之鼓舞,不同于旧军队特有的兵种文化,形成了延安作风中特有的一道靓丽的风采,令世人瞩目,令全国人民向往,形成了延安革命军队特有的健康向上的氛围。体现了宝塔山下、黄河之滨的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为人类解放、为救国救民的乐观向上的豪迈气派。
    在延安他顾大局识大体,正确对待审干、整风运动,从不歧视四方面军人员,关心和帮助从白区到延安的革命干部子弟,关心和帮助奔赴延安的学生青年,以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以对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真诚感动教育同志,维护和树立革命军队应有的理念与尊严。

    解放战争开始后,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下1947年3月19日毛主席中央军委从已经居住10年的红都延安撤退,当天周维睎受中央军委三局派遣率电台分队加入西北野战军彭德怀指挥组(指挥组共50人)。与17日军委三局派往王家坪“毛指”接替延安电讯总台联络文件和联络对象的崔伦电台形成匹配,保障最后撤离的中央机关和部队联络有序和指挥畅通并迅速完成中央由平时转为战时的野战通讯布局。之后他随彭总转战陕北,直至解放战争在大西北取得的最后胜利。
    其间根据党中央获得的战略情报,奉令以小型机动的短波电台,以飘忽不定的隐蔽行动,使胡宗南军以强大的无线电测向方式判断我中央和野战军方位的企图归于失败,使占领延安后的敌军失去进攻方向。敌人大军压境、力量对比悬殊、我军部队分散,胜败就在呼吸之间,撤出延安后他即刻领导我军西野“前指”电台,以之前我军委三局积累掌握的敌军电讯资讯和精湛的无线电技术侦听手段,以顽强的意志,不分昼夜、不顾行军的风雪泥泞,在部队不断徒步运动过程中坚持开机、坚持守听,重新确定、迅速掌握了敌军电台的性质、数量、分布、规律和特点,首先于3月20 日清晨根据已经掌握的大量敌方无线电资讯分析证实并及时向西野总部报告了敌31旅等部从延安东北向、24日经拐峁前出到青化砭预期的行军路线、预期驻地和联络方式。
    青化砭战役是我军撤出红都延安后的首战意义重大,撤退前彭总曾多次到实地勘察地形作为预设战场之一,撤退后我军以“一纵”向安塞方向佯动,使敌军误认为我中央和主力军向西北方向转移遂意主力攻击前进、跟踪决战;我“前指”电台通过侦听敌总部电台与31旅电台通报(电文无法破译)后的通勤用语得知:其31旅为右翼掩护部队沿延瓦(瓦窑堡)公路前进24日经过青化砭25日进驻瓦窑堡;根据上述敌情情报故我军毛主席、彭总决心首先歼灭敌军右翼,集中全部主力2万余人于23、24日从清晨到黑夜在青化砭地区连续入伏,雨雪交加部队苦不堪言、未果,彭总决心25日部队继续入伏,清晨6点部队进入阵地、8点敌31旅进入我军预伏阵地战斗打响,仅1个小时将敌军3000余众全部歼灭。此战缴获敌军弹药30万发,根本改变了大战在即我军装备1枪5弹的艰难局面,此战敌我双方损失比为11.29:1为解放战争前期我军胜利之最,此战真正体现了我军坚忍持重、首战必胜英雄本色,此战是我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光辉典范之一。事后审问俘虏迟到1天的原因,答曰:风雨交加难以行军故推迟1天。至此证明我军电台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
    4月12日再次从无线电资讯中获悉:已经北进的敌135旅等部奉调急速南下参与包围我军行动、其将孤军深入于13日途径羊马河行军方案。为毛主席、彭总决心继续集中我军西野主力于一个方向4月14日因势设伏实施的羊马河战役、5月2日集中主力聚歼的潘龙战役提供了及时准确难能可贵的敌情情报,为野司调动位于各处的西野主力参战争取了应对时间和全面的战场通信保障。50天之内,我西北野战军以英勇无比的革命气概“三战三捷”在运动中歼灭国军精锐主力31旅、135旅、167旅,歼敌1、4万人、活捉击毙敌旅长数人,狠狠打击了国民党胡宗南军占领延安后的疯狂气焰、极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必胜的信心、奠定了西北我军胜利的基础并揭开了国共两党西北大决战的序幕。于此同时华东解放军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为标志,奠定了粉碎了国民党全国范围内东西两面重点进攻解放区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为全军争取了时间,使得中原战场我刘邓大军得以从容南下,使得东北战场我林罗大军得以继续北上,从而完成了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布局。有力地支援了其他解放区战场。具体体现了坚持转战陕北的伟大统帅毛主席:胸中自有雄英百万的伟大气魄。
    至此解放战争中我军重新掌握了主动权,从胜利走向胜利。
    其间克服了各种困难使野战军电台与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昆仑纵队崔伦(在延安通校的好战友,曾任志愿军首任通信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参谋长、主任)电台保持了不间断的通信联络。使野战军主力与昆仑纵队(包括中央军委首长、解放军总部机关主要是作战室和联络、情报、新闻电台及警卫部队,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在作战方向和空间距离方面协调一致,确保毛主席与总部首长的安全。昆仑纵队在强敌围追堵截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时,启动野司的通信枢纽进行替代,通过转发转收、网络迂回、有线无线、徒步骑兵等各种通信手段,最后通过无线电波协助解放军总部、中央军委毛主席,从容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
    在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在军委三局布置的固定、半固定后方通讯基地,采用前轻后重、梯次配置结构的依托下,野司“前指”电台与中央“前指”(昆仑纵队)电台以6部15瓦手摇马达野战电台(野司2部、昆仑纵队4部)协助、保障毛主席、彭总对西北战场,对全国各战场实施不间断地有效指挥和管控,创造了闻名中外的近代无线电野战通信保障的光辉范例。并沟通中央“前指”与中央“后指”和中央工委电台,保障战时中央开展的土地工作会议、全国整党工作会议等日常性工作的无线电联络畅通。之后使用有限的通信器材与用现代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胡宗南军电台通过侦听反侦听、侧向反测向、干扰抗干扰,大智大勇进行了反复、激烈、不停顿的电子对抗斗争。从而多次避开了国民党军针对中央军委、野司总部和电台的“斩首行动”,飞机疯狂轰炸、武装偷袭和无线干扰破坏行动,确保了野司和毛主席昆仑纵队的安全;
    陕北转战期间中央“前指”曾经转移12个县37个村庄,每天都有数旅以上的敌军追剿,毛主席曾经说过:“到那个地方都有通信联络。我在陕北,天下大事我都可以知道”。
    陕北转战期间周总理曾形象地说“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同时利用一切通信手段侦听、破译、分析、干扰敌军的电台波长、联络方式、联络用语、信号特征,为“野司”不断提供敌军动向的情报,为我军抢占先机争取主动创造了有力的条件。为了及时实现总部调动部队的意图,造成战役的突然性在必须实行无线电静默时、有线通信无法展开时,曾多次派出精干的西野前指骑兵通信兵挥枪冲过敌营以取得联系,宜川战役中以8名英勇的骑兵通信员持枪冲过敌军阵地(5人牺牲2人负伤)联络西野2纵,及时从外侧进攻围歼敌军整编5个旅、击毙敌29军军长刘戡,使西北战场进入大反攻阶段,毛主席始东渡黄河。有效的通信联络、电子对抗和无线电资讯确保了西北战场各次战役的胜利。使西北战场我西北野战军得以2万军队对抗国民党王牌主力胡宗南军25万,抗敌强度为1:10,为当时全国各大战场之最。毛主席曾说:“敌我力量这样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留在陕北谁留在陕北,我拖住他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压力。”
    毛主席和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后,在彭总的领导下西北野战军组织实施了榆林战役、西府战役、宝鸡战役、解放西安、进军川北、解放兰州、解放宁夏、解放青海、进军新疆、进军西藏。西野通信兵为各次战役提供了有效的通讯保障。
    随着18、19 兵团编入西野序列,在祖国近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西野通信兵组织实施了我60万大军纵横猛进,长途奔袭,巧打硬攻、英勇顽强歼敌正规军51.9万人,剿灭匪军12.9万人以及建立上述地区各级地方政权的通讯联络和通讯保障任务,切实做到了可靠、不间断、及时、准确、无误。确保了第一野战军,解放并巩固了占全国五分之三的国土。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在强敌进攻、在生死的考验面前,他从无畏惧、决不屈服、英勇战斗,用身体和生命保护电台,保护战友,用电波把敌人的主力引向自己,保护中央总部首长、野司首长的安全。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在敌机俯冲轰炸扫射的当头,一面组织部队反击一面坚持收发紧急电报,舍生忘死确保战地战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无条件地完成通信任务。多次受到野司参谋长和彭总的表扬。
    其间历任:彭指电台负责人、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电台队长、第一野战军通信营政委(当时我军尚无通信团的建制),西北军区司令部通讯总台政治委员,西北军区通讯处干部科长。
    兰州解放后参加组织了消灭国民党马家军对兰州的反攻和叛乱,粉碎整个西北的匪特武装叛乱,直到1953 年全西北平静下来。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同时期形成互不相联、大小不一的武装割据根据地,同时各部队经常处于大范围高频率的运动过程中,无线电通信几乎成为我党、我军实施指挥对各根据地、部队和战场进行管控的唯一技术手段,我军通信兵依靠自己特有的“政治坚定、技术精通、勇敢顽强、分秒必争”无比的战斗作风和有限通讯器材从技术层面上全面提升了作战样式,实现了空前规模科学的人民战争、现代的人民战争。保证了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方面军总部能够做到号令全军、统一行动“运筹于帷屋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极大地缩短了战争的时间,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被部队各级司令部首长和广大指战员亲切地誉为“人民的耳目、军队的神经”。
    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军已经拥有近万部电台(包括无线步话机),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军已经拥有3万部电台。今天我军已经拥有数十万部(套)电子战装置。

    全国解放后奉调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通信指挥学院为指挥系学员,在苏军教官地辅导下结合我军实战通信经验,系统地总结、学习了现代通讯指挥业务。
    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军校处副处长,长期主持通信院校工作,为培养新一代通讯人才,走遍了重庆、上饶、沈阳、南京、汉口、宣化、张家口、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等通信兵院校。有时长期在外住校解决办校的教育方针和具体的实际问题,为我军通信兵种兵种正规化、现代化费尽了心机。
    他为自己树立的座右铭是:多做日常细小的麻烦得工作,少说漂亮话——列宁。
    1963年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科学技术部,并任副部长(军职),长期主持科技部工作。他尊重科学、爱护科技人员,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和通信兵的技术进步不遗余力地团结从海外回国的高级技术人员、起义人员及我军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无论是在正常年代还是在非常时期,有时需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始终如一地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予以他们爱护和帮助,不怕连累自己,使他们能够在专业上得到充分发挥,保持那个时期我军电子技术力量的稳定性、系统性、超前性。如六○年代回国的具有世界影响、全军著名的信息战专家陈太一(曾长期担任通信兵总工程师),如我军自己培养的新一代领军信息战专家杨千里(八○年代曾任总参通信部主管技术的付部长)他都能引为知己,无话不说,默契配合。
    在兵种首长的正确领导下参与组织、领导、实施了野战条件下电台手摇马达小型高效化的研制和开发;通讯电源现代化的研制和开发;无线单边带电台的研制和开发;无线电自动跳频电台的研制和开发;卫星通讯的研制和开发,指挥自动化的研制和开发,为我军CI4SRT系统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抢占了先机。
    参与领导组建了61所等多个专门信息战方面的世界军界闻名的研究所;参与组织实施了我军通信装备小型化、集成化、无线通信网络化、全军军用通信电缆战场预设化、野战通信车载化、微波接力通信、微波人造电离层通信、散射通信、电子对抗等工程,为建立我军通信、信息战、电子对抗的高科技、现代化、独立自主、全面提升战斗力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尤其是在当时的半导体技术不完全过关条件下,我国又被国际反华势力经济技术封锁状态下,力排众议,果断决策,避免纷争,大胆用电子发射管配合半导体电路,使我军战术电台逐步实现晶体管化,小“81”、小“71”等无线电台装备即保障了20世纪60、70年代,我军战备、执勤、自卫反击战、剿匪作战(包括西藏平叛、宁夏平叛,中印边界反击战等等)的稳定、可靠、不间断的军事通讯需要,同时又促进了我军事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促进民族军事工业和国家电子事业的发展。使当时我军自制的战术通信电台的性能并不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同类装备。这应当是根据我国国情我军通信装备更新过程中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在他主持工作其间,根据我军将准备面对强敌,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状态,主张我军一个时期内战时通信保障的战略构想:以建立多群无中心移动短波单边带自动跳频、扩频电台、加手键发报、瞬间发射为主,与预设战场预设电缆有线通信相结合,以卫星和其它通信手段为辅的一整套战场通信保障方略。此构想为周边国家友军及战事不断的有关国家武装力量所重视和汲取,并获得了实战印证。如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预设战区电缆,表现出现代战争在超强火力打击条件下通信保障能力的顽强性和持续性,令美军束手无策。
    到1984年他奉命离休时,结合我党我军数十年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过程中信息战的实际案例,依靠他所尊敬的兵首长、战友们及自己的战争经验,在不断吸收世界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基础上,我军通信兵终于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我军特有的、敢于和世界任何强军对抗的军事通讯联络、电子对抗、现代信息战的思路、战法和手段,并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成功的。为以后我军进一步信息化和信息战的发展预留了巨大的机会和空间。

    在位期间他经常深入部队、院校和科研部门检查指导部队的通信工作,尊重科学、爱护科技人员。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通信兵的技术进步和培养新一代通讯人才,为实现的兵种的五个统一: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训练、统一制度、统一纪律的兵种治兵原则费尽了苦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维晞担任我军主要通信部门的领导工作,但不争名、不争利。
    解放初期彭德怀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尤其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员和在总部机关工作的人员,要主动压低自己的级别待遇,这样才能带动全军不因为全国胜利而去争名利,长期保持革命理想的纯洁性。
    在彭德怀同志的倡导下他主动压低自己的军衔和行政级别,直到奉命离休前20年没有提升一级,表现了革命者不计名利的高尚情操。
    在我军正规化的过程中以身作则,身为我军通信高级军官,长年累月、一点一滴、持之以恒,一生自觉严行我军军容风纪,帽徽领章订的一丝不苟,什么时候穿军装、什么时候不穿军装,什么场合行军礼、什么场合不行军礼,什么场合带军帽、什么场合不带军帽都按规范要求去做;正式场合不苟言笑;对军服发放从来自觉执行“交旧领新”制度,对上交的旧军装洗干净、补整齐、折叠好,从不缺少一件;从不为私事使用公家一个信封、一张信纸、一辆汽车;因公出差从不去附近旅游景点参观游览。身为高级干部坚持每天随部队出早操。还跟随毛主席、总司令积极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集体劳动。
    60年代初,为了活跃部队气氛,恢复延安时期的优良的革命传统,提高中高级通讯军官的身体素质以适应当时繁重的战备、战勤需要,他积极筹划组织军委总部六兵种两学院(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总政治学院、总后勤学院)机关将校篮球队(队员全部由将军和校官组成)联赛,并出任通信兵机关首任将校篮球队队长,1964年在全军各军兵种机关将校篮球联赛中几乎夺取全军冠军。
    平时一有时间,他最愿意和基层官兵和随军职工同下一盘棋,同游一池水,同吃一锅饭,没完没了的说话谈心。他从不无原则地趋从权贵,从不阿夷奉承,从不搞庸俗的“人际交流”,从不出风头,不爱财、不怕死。表现了一代革命军人特有的形象和严谨的生活作风,赢得了部队和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和爱戴。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困难、危险的环境里只要有他在场,部队就感到安全、有办法,就有正气和公正可言,就有稳定和希望。
    文化革命期间受到错误的对待被免职下放到干校。
    后任国防科委第19 研究院第19 研究所(军用卫星地面站所6000人)军管会主任。苦口婆心消除派性、解放干部稳定科研和生产。
    文革结束后任通信兵后勤部党委委员、政委;中共通信兵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副书记;总参通信兵部顾问,解放军总参谋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恢复工作后面对那个时期我军电子战中出现的“联络不通、雷达迷茫、兵器失控”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深入现场调查研究,积极向总部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在中越战争中,坐镇北线(对苏方向)前指,慎密部署我军通信联络和电子对抗,严阵以待,以“不战以驱人之兵”,有效防止了我军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为南线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的历史阶段转变的关头,忍辱负重团结通信兵中高级干部、广大科技人员,广大职工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分清是非、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兵种的荣誉,为维持通信部队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自觉服从党的主流决策,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服从大局,经得起寂寞,守得了清贫,做到了“军队要忍耐”。
    他在几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无论是受到运动的冲击,还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级别待遇,他都含冤不恕,沉默寡言,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信我们党的伟大共产主义理想,服务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位的最后时刻他为大批通信兵中高级干部积极解决历史遗留的级别待遇过低的问题,但并不包括自己。及时组建了多个相应的干休所安置离休人员。
    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三级自由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应为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奉命离休后,当选为北京市第八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患病瘫痪13年,与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其间静水深流,面对蔑视传统、随波逐流,他不屑一顾;面对陋室狭堂、烦病减医,他坦然处之。继续关心着我军电子对抗的现代化,继续关心着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时刻关心着人民的冷暖,时刻关心着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时刻关心着身边勤务战士的学习和生活,时刻关心着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支持子女参加农业生产投身养鸡事业。勇敢地面对死亡。1999年7月在家中去世。最后维护了一个革命军人一生应有的尊严。
    根据生前遗愿没有举行追悼会。
    在他去世的第一时间徐向前元帅的长子(时任总参通讯部长)暂停一切公务来到家里表示哀悼;面对极其悲痛的遗属黎东汉、崔伦等兵种的老人久久不能离去;兵部大院西平房(随军职工宿舍区)传出了哭声……
    组织决定他随同总司令、总理的通道火化。那一天本来晴空万里,那一刻突然狂风大作乌云滚滚惊人的电闪雷鸣,紧接着下起了倾盆的大雨……
    他的一生经历了革命战争的洗礼,经历了新中国的创建、诞生、巩固和发展,经历了我军通信兵艰难而光辉的发展历程。在毛主席思想路线领导下他与无数牺牲了的、还活着的、有名的、无名的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用无私的奉献、流血、牺牲的精神,团结和带领广大指战员通过不懈的斗争换来了今天的胜利。胜利来自组织的力量,来自系统的管控,来自严肃的态度、严格的纪律,来自默默无闻的努力,来自集体奋斗的结果,体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人民军队是中国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万岁!
    周维晞同志永垂不朽!


病中的周维晞同志和他身边的勤务战士


    本文资料来源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战史》一、二、三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
    《彭徳怀回忆》
    《王铮文选》
    《刘寅文选》
    《刘格平文选》
    《锋火关山》-王政柱战时文件、日记(原红军总部作战科长、军委一局局长、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志愿军副参谋长、海军参谋长)
    《英雄通讯兵》
    原总参通信部部长崔伦同志生前有关谈话记录
    原军委通信兵副主任黎东汉同志生前有关谈话记录
    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同志在301康复楼谈话记录
    并根据电子信息产业部系统、总参通信部系统、总参三部、四部系统、海、空军通信兵部、雷达兵部、新华社系统、广播电视部系统、外交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原西苑机关等相关单位相关京内外部分老同志及亲属回忆、谈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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