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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眼中的父亲——王树声大将
网站: http://www.honggewang.com 时间: 2009-3-29 10:29:00 来源: 《人物》杂志

  

 王树声,杨炬夫妇与子女合影(后排中为王鲁光)

    王树声(1905—1974),原名王宏信。湖北省麻城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分队长、大队党代表,鄂豫游击区总预备队总指挥,红一军第一师支队长、团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二十三团团长,第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红九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嵩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王鲁光:1946年出生于山东。1962年毕业于北京四中。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70年9月到部队服役。现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

  第一次见到王鲁光,就觉得他眉眼之中透出的英武之气,与他的父亲——王树声大将的温和目光形成鲜明对比。尽管王鲁光早已不穿军装,但他谈吐中流露出的威严与干练,总会使人将他与“军人”这个名词紧紧联在一起。俗话说“将门出虎子”,养育出王鲁光这样英武之人的王树声大将,又是怎样的军人?望着相片中戎装的父亲,王鲁光这样给自己的父亲下定义—— 

    父亲是一个农民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农民

  如果王树声不穿军装,你可能不会认为他是军人。正如那张1970年的照片上所记录的,王树声挥锹劳动时的形象,与乡村里的老大叔没啥两样。在王树声生前一直居住的原总军械部,现在的解放军报社大院里,老人们回忆起王树声时都说,当年王大将喜欢和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一起散步,他俩特别聊得来。只是当他穿着便装和那位大师傅走在一起时,不认识王树声的人,就分不清哪位是军中大将,哪位是餐厅厨师了。看走眼的人,总有一些。

  然而,王树声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涌现出的著名军事指挥员灿若群星。1989年11月和1994年8月,中央军委分两次给我党我军现代史上的36位著名人物冠以“军事家”的称号,王树声名列其中。

  父亲没有上过军校,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王树声与军事的零距离接触,应该始自1927年5月。那时,王树声在家乡湖北麻城乘马岗,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小地主家庭,于一年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小学校长之职,领着乡村兄弟们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组织,举办农民运动训练班,斗争恶霸地主,其中包括自己的亲舅爹丁枕鱼。蒋介石叛变革命,反动地主武装乘机反攻倒算,包围了麻城,王树声带领农会会员,以大刀、长矛、石头、瓦片、石灰罐这样简单的“装备”守城。鸟铳、步枪虽然有,但数量少得只能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敌强我弱如何胜?王树声沉着冷静巧布阵,运用计谋擒贼王,先一枪打中敌“师爷”,再十几个石灰罐子砸死匪首“王九聋子”,令2000多人的反动武装群龙无首,作猢狲散。

  这之后,麻城县党组织深感搞革命没有武装不行,于是成立起农民敢死队,初始时只有人员200余,步枪三条半。再后来,农民敢死队发展成全脱产的“农民自卫军”,王树声是自卫军的指挥员之一。作为指挥员,王树声开始研究起军事斗争中“一马当先”与“排兵布阵”的关系,并很快认识到,武装斗争与发动农民搞“群众运动”不一样,“战略战术”是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

  直到1937年8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王树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10年间,无论是参加黄麻起义,成为红军指挥员,还是在鄂豫皖开辟苏区,红了一片天,或是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浴血祁连山,他始终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王树声军事文选》收录了他红军时期的两篇战斗总结——“宝兴、芦山战斗的经过与教训”和“鱼科战斗经过与经验教训”。文中,作者对军事艺术的刻意追求清晰可见。

  1961年,中央军委动员中将以上干部撰写战争经验总结,以便教育后人。王树声在《几点作战经验》中,结合自己的战争经历,就山地运动中的防御、围点打援、突围战斗这三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作战体会,概括了他从大别山、大巴山、夹金山、祁连山,到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武当山的战斗足迹。讲到运动防御,他说,“实践证明,在实施运动防御的过程中,既想消灭敌人,又想保存地方,其结果不仅拖长防御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敌人也不能消灭,地方亦无法保存”。讲到突围作战,他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的兵败河西走廊、中原突围等经验教训,指出,第一,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做好准备工作;第二,抓紧有利时机,正确选择方向;第三,突围首要关键,在于打开通路;第四,坚定沉着照顾全局,友爱团结互相支援。这既是鲜明的辩证思想的体现,也是战争中得来的肺腑之言。不足5000字的《几点作战经验》,字字珠玑,浓缩升华了王树声毕生的作战经验,集中反映了他的作战理论和军事建树。

  据说,中央军委动员高级干部写战争经验,众多将领在自己的经验体会中很少或几乎没有写“突围战斗”这一课题,王树声能够把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和体会奉献给后人,其意义委实深远,精神亦难能可贵。

    父亲有强烈的自责精神,是写“检查”最多的将军

  以单纯的观点看军事,军事是艺术。以政治的观点看军事,军事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大的战略方向正确了,小的战役和战斗才会有兵戈也是艺术的感觉。红军十年,王树声运兵沙场,出生入死,有“能攻善守、智勇兼备”的美誉,带出了一支特别能打仗的部队。1973年,毛泽东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其中有6位司令员是王树声红军时期的部下。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检讨自己:西路军失败,自己给党和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王树声来说,西路军四个月的征战中,即使有间或的胜仗,也无丝毫艺术可言。

  1937年,王树声九死一生从祁连山辗转回到延安,见到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对不起党”。毛泽东安慰他,“西路军失败,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你回来就是胜利。”并当面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

  这种强烈的自我批评精神伴随了王树声一生。1973年底,王树声病重住院期间,徐向前探望他时说:你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你是大别山的英雄战士。王树声则说:我做得还很不够。周恩来、李先念来看望时则称赞王树声的好品质、好作风以及他为党和人民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他却说:50多年来,党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而我给党做的工作太少。

  究竟是自己不会打仗还是别的地方出了毛病,使自己打不了胜仗?王树声总在思索。半个世纪后,王树声的老领导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对我军历史上悲壮的“兵败河西走廊”,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与回顾:“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此时,曾身为西路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九泉之下应可以心安了。若还有不安,那一定是没能在战场上与战友们同生死的遗憾。

  谈胜利易,话失败难。讲成功总会慷慨陈词,说落难则耻于出声。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其实,人生旅途,不以成败论英雄,更应看重的该是精神是否高尚。

  王树声戎装在身近半个世纪,虽然没有参加过我军战史上最辉煌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但二十余年的战争岁月,却长作“偏师”,狙击、攻坚、游击、防御、突围,历经大小战事无数,遇到的尽是些难啃的骨头,因此对“战略战术”有更深刻的体会。黄麻暴动、鄂豫皖苏区突围、创建川陕根据地、翻越雪山、鏖战河西走廊、太行山抗日、中原突围、大别山剿匪,如此英雄经历,其间成功战例当可大书特书,然而,在王树声大将留给后人的文字中,却是讲功绩的笔墨轻,作“检查”的文字重。在《王树声军事文选》中,建国前的文章有46篇,文章标题中带有“经验教训”和“检讨与反省”的,就有6篇之多,表现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批评精神。这和总是讲自己的战功和得意之处的人,形成鲜明对照。

  王树声认为:即使是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前,自己的付出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仍需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这样才能够使后人不致走自己走过的弯路。战争,没有“如果”的说法。牺牲了,失败了,就是损失。即使是上级指挥的不当,作为具体的一线指挥员,也必须担当起应负的责任。

  解放战争时期,“中原突围”后,尽管鄂西北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的疯狂围攻下在外线顽强坚持了10个月,在战略上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但王树声还是主动承担了没能坚持下来的“责任”。后来,他在《自传》中谈到“中原突围”时写道:“7月间,我纵队突围到鄂西北,在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奉命在鄂西北创立根据地,我任区党委书记。当时因对坚持敌后斗争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部队思想动员不够,在武装斗争方针和农村工作政策上也犯了某些错误,工作中虽然有些成绩,但造成损失很大。因病经组织批准,离开鄂西北,经汉口、上海,转山东解放区,最后到达山西晋城,回到原五师部队。当时因我离开鄂西北,使领导上失去了中心,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产生了某些不利影响。”

  关于“中原突围”,军史早有定论。它的意义在于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从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其他解放区部队的作战,以局部的失利,换取了全局的主动与胜利。陈毅同志曾说过:“中原解放军的同志们,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为了革命的全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胜利突围了,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极大地援助了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为夺取全国胜利将起重大作用,中原突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作为亲历者,王树声大将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历史书写辉煌的纪录。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他从未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正是王树声的坦荡胸怀和严于律己的做人准则,决定了他会更多地思索在中原突围中,作为一个领导者,对受到的损失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一本《王树声军事文选》,即使不懂军事的人读了,也会从中感受到作者的高尚情操。成功时,把胜利的取得归于党的领导,归于中央的正确决策;失败了,把责任担到自己身上,把经验教训留给后人,这种精神哪里可寻?王树声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正是因为有许多像王树声这样的我党我军高级干部怀着这种对党和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自我批评精神,我党才从幼年走向成熟;我军才能跨过失败,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父亲特别注重部队的纪律和作风建设。战斗总结中,关于部队作风问题,几乎每文必谈

  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成功,最终靠的是党的整体团结,靠的是积极进取,肯于学习。“两个务必”是毛泽东的主张,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王树声对此心领神会。促团结、求进步、讲奉献、爱学习,可谓《王树声军事文选》中王树声本人思想作风的精华体现。

1950年3月,王树声担任湖北军区司令员。针对大的战役结束后部队中出现的纪律松散等突出问题,他在《关于部队整训问题》中说到:“未来的任务是伟大的,但工作也极其繁重。我们的军队能否担当起上述任务,在和平时期能否保持住我们已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作风而不使之丧失掉,我们各级领导机关会不会沉醉于既得胜利而松弛懈怠起来,以至腐化下去,如果作为一种危险,那是完全可能的,客观情况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倾向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警惕起来,加以预防。这里,要求各级领导者能够经常地具有冷静的头脑和采取十分谦虚的态度,以便勇于倾听人民和同志们的意见,勇于正视错误,尤其勇于执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防腐的武器,使那些足以腐蚀我们内部、同党的领导脱节、同人民群众和士兵群众脱节的不良倾向或坏习气(例如军阀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等)在我们部队内没有立足发展的余地,以保持党和军队的纯洁与统一。”

  1950年6月,他在《军区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又这样讲到:“我们的干部应该认识到,党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有坚定的立场,对党忠实,有优良的传统作风,是有功之臣,是党最宝贵的财富;但另一方面,必须克服骄傲自满、悲观自馁、舍不得放下功臣包袱等思想毛病,以达到自觉。”

  这些话语,字真意切,今天读来,也令人感觉到王树声大将的语重心长,感觉到他高远的思想境界。

  作为军事家,王树声的战功是非自有专门的研究者评说,党中央对我军战史中重大的挫折与失败,也有公正的结论。但作为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革命者,王树声的那种自谦、自律的精神,是否可以让我们后人得到更多的启示?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他的坚强,不但在于他能够忍辱负重,在逆境中开辟新局面,还在于他在任何时候都怀有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生活中的王树声很幽默。战斗中,他会经常编些鼓动词教战士们唱。宿营时,他喜欢给战友讲些幽默风趣的笑话,逗大家开心,忘却征战的疲劳。建国后,在北京,住进机关大院,他的随和平易使院里的工友们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他经常对儿子王鲁光说:革命为啥呀,就是要平等嘛。

  然而,平易与幽默,还不是王树声性格的本质。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才是王树声个性特征的突出表现。

  想当年,红军西路军一路征战,在寒风彻骨、飞沙走石的戈壁荒滩上,在冰天雪地、粒米难寻的祁连山中,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苦战,一幕幕浴血奋战的场面惊天地、泣鬼神。部队被打散了,西路军官兵沦落四处,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以及众多军、师级高级干部,扮为乞丐,沿路乞讨,历经一次次惊险,最终回到延安,回到党的怀抱。为什么王树声等红军官兵要这样历尽艰辛回延安?在王树声看来,苟且偷生最为可耻,只要是和党在一起,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只要和党在一起,就会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不失掉理想信念,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格。如果这种品格还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这就是一种魅力了。王树声是具有这种魅力的人。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万军队,将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人口仅40多万的狭长地区。当时,王树声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原军区部队所在,是贫瘠的山区,在一般年份都要闹粮荒。这时,在蒋军的严密封锁之下,部队的生活更是艰难,一度由一日三餐减少到两餐,最后变成每天只吃一顿稀饭和一顿野菜。蒋军不断挑起事端,有时王树声所率的部队要面对比自己多出30倍的敌人的进攻。很显然,敌人欲聚歼中原军区部队主力,重演“皖南事变”。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军队未形成包围圈之前,中原军区6万将士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转移到其他解放区,但中央和毛泽东从全国战局的大棋盘上看到,中原军区的历史使命是牵制和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必须准备做出重大牺牲,哪怕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从全国的形势出发,以6万部队牵制30多万敌军,这将对全局形势向我方好转产生重大影响。

  身处敌军重围的王树声,可能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军事斗争中“弃子取势”的战法,但他对中国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形势,始终持有乐观的情绪。这种情绪就感染了当时在宣化店一带进行战地采访的美联社记者、美国人李敦白。中原突围还没有开始时,李敦白有事没事总要到王树声的驻地聊聊天。时光荏苒,40年后,李敦白当年与王树声聊天的内容已不可追。但是,80年代中期,从事中美文化交流的李敦白向中国残联捐赠一批电脑,黄镇、邓朴方宴请了李敦白,席间闲聊,问及李为什么解放战争后就没有回美国,反而在中国当起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指导。李敦白说,当年我在宣化店,认识了一个叫王树声的将军,是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使我决定留在中国……巧得很,当时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也在席间。小事一桩,却足见王树声作为革命者的人格魅力。

  王鲁光说:作为一代开国元戎,父亲的毕生经历充满传奇与坎坷。父亲全家前后有13位兄弟姐妹参加革命,只有他一人成为幸存者……父亲晚年,休闲时喜欢练习书法,他写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一句诗—— “无限风光在险峰”。也许,这句诗可以表述出父亲军事生涯中丰厚的情感积淀吧。1974年,父亲因患食道癌不幸逝世。如果说,父亲一辈子离不开战场,这食道癌,也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战场纪念:长年的征战,风餐露宿,经常是刚端起饭碗,就要拔脚行军,致使父亲养成了吃饭特别快,吃的饭还特别烫的习惯……这就是父亲,一个永远壮怀激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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