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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司令谭余保
网站: http://www.honggewang.com 时间: 2009-2-11 14:26:00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谭余保,湖南省茶陵县人,大革命时期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入了党,后来上井冈山参加了朱毛红军,成了职业革命家。1932年8月,谭余保当选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1933年升任为主席。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以后,中央决定退出中央苏区,命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留下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和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彭明辉等继续坚持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谭余保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斗争精神,在武功山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留下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现撷取几个片断,以飨读者。

  生死存亡,棋盘山会议挽救了湘赣苏区

  主力红军长征后,整个湘赣省苏区只留下5个独立团约3000余人,装备也很落后。国民党当局趁主力红军撤退之机,纠集5个师的兵力,对湘赣苏区成包围之势,妄图一口吞掉湘赣红军。陈洪时、谭余保率部跳出重围,进入安福县境的武功山区。但是,敌人一直穷追不舍,采用“分进合击”和“篦梳”战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1935年2月,彭辉明在武功山双园坪战斗中牺牲。几个月下来,部队减员甚多,只剩下800余人,仅有的一部电台也已损坏,湘赣省与红六军团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就在红军游击队处处受挫的生死存亡关头,省委书记陈洪时却叛变投敌了。从湘南边界回来的谭余保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呆了,半晌,才咬着牙根骂了一句:“娘那么皮,真是可耻!”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湘赣省的“三巨头”就剩下谭余保一个人了。在国民党报纸“武功山共匪基本剿清”的叫嚣声中,谭余保带着身边的几个干部战士,跳出重围,神不知鬼不觉进入莲花县的棋盘山区。他们分散行动,四处联络,寻找失散的同志。几经辗转,很快就找到了独立五团团长曾开福、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吴金莲、三团政委刘培善和莲安萍中心县委书记朱水生等100余人。

  7月下旬,谭余保在棋盘山丝瓜塘召开了有40余人参加的湘赣省干部紧急会议,批判了陈洪时等人叛变投敌的可耻行径,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制定了“保存实力,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并研究了行动方案和工作任务。

  面对极其险恶的斗争局面,谭余保挺身而出,勇挑重任,擎起了湘赣边革命斗争的大旗。在这次会上,撤销了原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组成了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为副书记,刘培善、段焕竞、王用济、谭汤池、颜福华为常委的湘赣临时省委。同时还成立了湘赣军政委员会游击司令部,谭余保任主席,曾开福任司令员(曾开福叛变后,谭余保兼司令)。

  棋盘山会议,是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转折点。虽然整个游击队只剩200余人,但通过开展反动摇、反叛变的斗争,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战斗力也更加强了。为了保存实力、稳步发展,谭余保将原游击队建制改编成3个大队和1个教导队,坚持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余地,采用隐蔽分散,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展斗争。谭余保幽默地解释说:“敌人来得多,我在茅山坐,敌人来得少,我就跟他搞,以后打仗就这种打法。”

  湘赣省委和湘赣游击队,在谭余保的领导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安宜萍、茶攸莲几个中心县委也恢复了党的组织。游击队经过整编,更加灵活机动,在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们在群众的支持下,声东击西,昼伏夜击,摧毁车田、南庙、严台等国民党守军的碉堡11个,打垮吉安县油田区一个保安中队,杀了永新县浬田区长漆伯昂,在安福县洲湖镇击毙了下乡巡视“剿匪”的国民党县长朱孟珍,震惊了国民党当局。《江西民国日报》描述说:“千余共匪,袭击安福,县长殉难……”

  出人意料,疾恶如仇的谭余保和“肥羊”成了朋友1935年下半年,湘赣边游击队发展到近300人。时入冬季,游击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谭余保和几位领导商量,决定去茶陵老家吊一只“肥羊”。

  这只“肥羊”名叫周季勋,茶陵八团乡人,15岁就考中了秀才。此人仪表不俗,口才很好,为人耿直,血气方刚,在地方反贪官、赶县长的行动中敢说敢为,连湖南都督谭延闿都很欣赏他,还任命他为茶陵县税政局长。

  但是,周季勋并不迷恋官场,不久就弃政从商,后又在家乡开办钨矿、铁厂和电灯公司,成了茶陵的首富。大革命时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当上了茶陵县挨户团团长,专门与共产党和红军作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成了他的政敌。较量了好一阵子,他觉得这些造反不怕死的谭余保们不好对付,就辞去了挨户团长职务,躲进了长沙城。

  前些日子,江西、湖南一些报纸相继登出了“湘东赣西残匪剿除已尽,湘赣边境安宁”的报道,因而一些外逃的土豪劣绅陆续回乡。谭余保分析,周季勋家乡有这么多的产业,又临近春节,他一定会回来看看的,于是派出特务员谭冬崽前往侦察。

  果然不出所料,周季勋回老家过年了。不过他极少露面,带着野老婆梁凤娇住在龙头铁厂。这龙头铁厂地处湘赣交界的山区,离武功山不远,附近又没有多少人烟,有利于游击队活动。谭余保接到情报,立即派出副司令曾开福带领一班人马前去袭击,并反复交待,一定要捉活的。半夜过后,游击队员在谭冬崽等人的接应下,进入厂内,解决了卫队武装,冲进小洋楼,把正在温柔乡中腾云驾雾的周季勋赤条条地从热被窝里拖了出来,用被子裹着,绑在一把竹睡椅上,神不知鬼不觉把他抬上了武功山。

  此次出击,兵不血刃,吊到一只“肥羊”。当肃反委员颜福华对他进行审讯时,周季勋却不配合:“要杀就杀,何必多言,落到了你们土匪手里,不可能有命回去。”人称“红色煞星”的谭余保,此时却显现出少有的耐心,他亲自为周季勋松绑:“周先生,久仰了,你放心,我们绝不会杀你,借此机会还要与你交朋友呢。”

  谭余保把周季勋单独引进寮棚,谈了一些“贵我”之间的政见后,说道:“今天请你来,是想请先生给我们帮帮忙。”

  “好说,只要在下能办到的,一定尽力。”

  “我们要借大洋一万块。不,是借一万块大洋的东西。”谭余保说。

  周季勋听到这个数字,心里发颤,但又不敢讨价还价,只好硬撑说:“鄙人全力相助,但你得让我回去筹措呀。”

  “对不起,那还得委屈你几天,你写信回去叫家人筹措,你交货,我放人,决不食言。”

  周季勋按照谭余保的吩咐,给在茶陵县政府当官的大儿子周灿先写了一封信,叫他赶快筹办短枪100支,子弹1万发,还有食盐、西药、电池、绒衣、跑鞋、油布等物品如期送上山来,以赎老父性命。

  周季勋被“吊羊”,一家人心急如焚。如今接到父亲书信,看到了生还希望,自然加紧筹办。他们按照游击队规定的办法,把一批批物资送到了莲花、安福交界处的秘密山头。但是,枪枝弹药还没有着落,周灿先只好亲赴江西上饶,向岳父尹耀南求援。

  尹耀南是国民党中将军长,时驻防上饶。面对此事,尹耀南也颇感棘手。但是,亲家蒙难,情势危急,不好坐视不管。思索之际,只好请驻长沙的六十二师师长陶广想办法。他在信中说:“为湘赣边界剿匪,速通融马牌、枪牌短枪各50支,子弹1万发,另日由我军调拨归还。”

  陶广接到书信,同样感到为难。虽说是剿匪之用,私下调拨枪支弹药乃违犯军令,弄不好有杀头之祸。但是,尹军长是自己的老上司,如今当了师长,也是蒙他提携。知恩不报,是为人乎?正犹豫之际,周灿先赶忙塞过几根金条说:“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来日还当重谢!”

  第二天,周灿先成了全身戎装的少校军官,带着司机和卫兵,将一批贴着“剿匪物资”的木箱从长沙运到了茶陵。

  枪枝弹药交割清楚了,谭余保也放人了,他对周季勋说:“周先生,你为革命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我们不会忘记,后会有期。”

  不料,此事被茶陵县铲共义勇队副队长谭省吾发觉,谭与周季勋早先为争钨矿之事有隙,如今抓到周氏把柄,准备先敲一笔,再报上峰。周季勋感到大事不好,立即派人与谭余保取得联系,经商量研究,设下了应对计策。

  周季勋以愿意破财为由,请谭省吾去现场调查矿脉,划定矿山给他,早已埋伏好的游击队立即将其抓获,然后用以枪换命为条件,逼其写下字据。不久,湖南省政府军法处以“军火济匪”罪名将谭省吾缉拿归案,打下大狱。

  1949年12月,谭余保担任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回茶陵老家视察时,念及周季勋,当得知周已被乡农会关押准备镇压时,谭余保请茶陵县委、县政府组织出面,向农会群众讲清他的功过是非,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将其释放,户口迁入县城,以民主人士相待,给予生活出路。周季勋直到1957年才病故。

  娇仔被反革命“收买”了,他掀翻了桌子,大发雷霆

  1930年春,谭余保的父亲、妻子及二女儿晚娇、儿子狗牯在逃难途中被敌人打死,只有6岁的大女儿娇仔命大,被难民救出,后来谭余保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

  谭余保既要指挥战斗,又要管孩子,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确实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但是,年幼的孩子很懂事,父亲开会研究工作,她就在一旁读书写字,平时行军转移,她就跟在爸爸身边,碰到紧急情况,就由战士们轮流背着。娇仔小小年纪就和大人们一起过着极其艰苦的游击生活。有一段时间,谭余保去湘南活动,游击队女战士易湘苏便成了她的临时监护人。

  1936年8月某日凌晨,大地一片漆黑。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被引进山来,袭击游击队临时驻地。谭余保领着战士一边反击,一边撤退,警卫员谭冬崽左手牵着娇仔,右手握着驳壳枪跟在身边保护着谭余保父女,当行进到一条山冲时,谭冬崽摔了一跤,娇仔也跌进了深渊……

  也许是娇仔命大,她顺着山槽滚下数丈深,落在了芦苇丛中,人丝毫无损。聪明的娇仔没有喊叫,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没有人声枪声了,她才慢慢地顺着山冲往外走。走啊走啊,她又怕又饿,感到极度的疲乏,迷迷糊糊便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捉蛇的山民家中。一对慈祥的老人给她喝水吃饭,洗澡梳头,老人见她怪可怜的,就把她一直留在了家里。

  几天后,攸县清乡队发现了谭娇仔,他们知道老汉没有儿孙,觉得可疑,就把她带到了镇公所,并打电话报告了攸县铲共义勇队副队长洪宗杨。

  洪宗扬毕业于国民党第二军官学校,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五师方维夏部任过连长,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攸县农民自卫军总队长。1927年被捕,后经攸县一批绅士联名具保出狱,摇身一变,成了如今这个角色。

  洪宗扬对这个女孩似乎很感兴趣,亲自来到镇里。他知道谭余保身边有个女儿,于是他找了个“反水”分子确认了她的身份。不知他要扣留她作为人质还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他没有加害谭娇仔,反而说:“这么大的孩子捆她干什么,放了,我带回去调查处理。”

  洪宗杨把娇仔带到了乡下老家,交给父亲洪首魁照看。年过七旬的洪首魁,盼孙心切,一见这聪明标致的娇仔,高兴得不得了,要娇仔喊他爷爷,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将其改名为洪木兰,送进小学读书。

  谭余保失去了女儿,心情十分沉重。战斗结束后,派谭冬崽等到边界找了好几回,未曾找着,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娇仔落到了敌人手里。

  游击队下山来到垄上整训时,地方当局和游击队的冲突也基本平息了。这时,谭余保便安排谭冬崽赴攸县接回娇仔,谁知洪首魁也跟着来
了。谭余保一见很不高兴,立即拿出一百块光洋给娇仔说:“去,交给洪爷爷,谢谢他对你的收养,你跟我去抗日。”

  谁知洪首魁不仅不接钱,反而央求谭余保说:“谭主席,我不要钱,我要人,木兰被我带亲了,离不开她。再说,她才13岁呀,怎么去抗日?还是给我留下吧。”

  谭余保不理睬洪首魁,铁青着脸问女儿:“娇仔你说,你跟谁呀?”娇仔见父亲那严厉的样子,吓得不敢说话。

  谭余保紧逼着问了几次,娇仔就是不开口,只是流眼泪。火暴脾气的谭余保一巴掌打了过去,骂道:“娘那么皮,我知道,你已经被反革命收买了。”

  谭余保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一手把桌子也掀翻。这时,项英和张铚秀听到吵闹声闯了进来,一问原由,项英便批评他说:“老谭,你怎么这样耍蛮呢?娇仔还是个孩子,懂得什么?再说人家救了你的人,也是件好事嘛,让她长大一些再来接她也可以嘛!”

  三县谈判之后,谭余保在攸县完婚,继而奔赴延安

  国共和谈以后,中共中央中南局决定,湘赣边300余名游击队员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谭余保等80余名官兵仍留下坚持在湘赣边,以便将来建立南方抗日根据地。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由谭余保任书记兼新四军司令部参议。

  不久,南京沦陷,九江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为了安抚南方,稳定局势,重庆方面特电令南方各省,要加紧搞好与共产党的合作。地处武功山周边的莲花县和湖南的茶陵、攸县相继来函来人,邀请谭余保下山谈判,以求区域和解。

  中南局书记项英亲自来到武功山,不仅批准谭余保去谈判,还鼓励他要主动开门工作,以利两党团结,共同抗日。第三天,谭余保换上新四军军服,在项英亲自带领下来到莲花县,与该县县长朱维汉商谈游击队整编时的活动范围和军饷供给,游击队与保安团队如何脱离接触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一系列问题。

  谈判比较顺利。协议签订后,朱维汉设宴招待项英、谭余保一行,他显得特别热情,频频给项英、谭余保敬酒夹菜。不料,这朱县长不胜酒力,几杯下肚,舌头就短了,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谭先生,有人传说你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好不厉害,今日有幸相见,先生却是风度雅致,情理通达,完全是讹传啊!”

  谭余保感到话不是味道,本想发作,可在这个场合,又有项英在此,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青着脸不做声。此时,一盘扣肉上桌了,朱维汉又信口雌黄:“谭先生,多吃点,你们在山上当土匪是难得吃到的。”

  “嘭!”谭余保怒不可遏,一拳击在桌子上,指着朱维汉的鼻子骂道:“娘那么皮,哪个是土匪?你今天不说清楚就不放过你!”

  朱维汉吓得两眼发呆,冷汗直冒,任凭谭余保怒骂,他只是耷拉着脑袋不做声。

  项英对朱维汉警告一阵后,便对谭余保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冷静一点。谭余保并不理睬项英,仍然指着朱维汉说:“签了字的东西我认账,如果你敢耍花招,老子的枪眼是不认人的。”说完气咻咻地离席而去。

  几天之后,谭余保带着警卫员,在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的陪同下,如期赴茶陵谈判。谭余保在莲花“罢宴”的消息早已传到了茶陵,茶陵县长陈文彬不敢怠慢,亲率党政官员来到车站迎接。谭余保是茶陵人,这个曾被悬赏万元要捉拿的“土匪头子”返乡,看热闹的人把茶陵街头挤得水泄不通。

  从谈判桌到招待席,陈文彬接受朱维汉的教训,他不提过去,不谈恩怨,言词“干净”,不乏溢美。还老说茶陵谭姓风水好,出过大名鼎鼎的谭延闿,如今又有谭先生这一辈,弄得谭余保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心里暗骂道:这家伙好滑头。

  过了好一阵,谭余保说话了:“诸位,过去你们把我当‘匪’,今天你们把我当客,这当然是国共合作的结果。陈县长盛宴款待,我表示感谢。但是,至今还有我们一些同志关在你们的大牢里,陈县长如果真有诚意,何不当即放人。”

  “那当然。”谭余保这一“军”,“将”得陈文彬措手不及。为了执行协议,做出姿态,陈文彬立即吩咐警察局将女游击队员冯秋姑放了出来。

  茶陵谈判,谭余保是比较满意的,临别时他握着陈文彬的手说:“陈县长,但愿我们为抗日救国共同尽力。”

  谭余保还没有离开茶陵,攸县县长成道奥便派出攸县国民军副总队长、谭余保的本家谭砚华专程来茶陵迎接。但在宴会上,他居然把攸县铲共义勇队队长、谭余保的冤家仇人洪忠阳也请来作陪,使他感到十分尴尬。

  成道奥是个脑瓜子很灵、颇能应付场面的人物,一见谭余保那副脸色,赶忙举着酒杯站起来说:“诸位,国共合作了,本县铲共义勇队早已撤销,洪先生近日也接到本党政府通知,将调往抗日前线任职。如今,谭先生,洪先生都是抗日军人,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抗日干一杯!”

  谭余保听到这样说,心绪稍为好了一些,在一阵阵的敬酒声中举起了酒杯。宴会后,洪忠阳还邀请他去做客,顺便看望了女儿。

  三县谈判回来,谭余保深有感触地说:“与他们打仗,我可不含糊,和他们谈判应酬,他们又精又刁,得多长个心眼。”

  1938年秋,经毛泽东提议,谭余保被通知前往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9月2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在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九龙山。一见谭余保,曾山就开门见山地说:“老谭,我今天来此有两大任务,其一,中央通知你去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其二,你和易湘苏同志好了这些年,也向组织提过要求,由于战争原因,拖了这么久,如今水到渠成,你们今晚就结婚吧,我来当证婚人,至于手续可以到延安去补办。”

  1938年9月8日晚,谭余保与易湘苏在攸县一家小客栈里举行了婚礼。几碗泡茶、几包香烟,连警卫员在内也只有十来个人,就像一个小小的茶话会。曾山宣布说:“我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批准谭余保、易湘苏同志结为夫妻,同时还批准易湘苏及周胜武、陈斌两名警卫员随谭余保同志后天一起赴延安!”小客栈顿时响起了一阵阵掌声。

  两天后,谭余保、易湘苏一行数人奔赴延安,开始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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