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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李铁夫:中共党组织中职位最高的外国人
网站: http://www.honggewang.com 时间: 2009-2-11 14:21:00 来源: 天津日报

  



李铁夫和张秀岩 


     1937年7月10日。延安桥儿沟休养所。一位年仅36岁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突患伤寒,医治无效而永远闭上了双眼。党中央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他永远安息在延安清凉山上。他就是出生在朝鲜的李铁夫同志。他是唯一一位曾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和中共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外国革命者,在当年来华的各国革命者中,他在中共党组织中担任的领导职务是很高的。新版《辞海》中还新收有他的生平条目。今年是李铁夫逝世70周年。 
民族解放先锋来华投身中共
     李铁夫(1901-1937),原名韩伟键,化名金元镐、胡国明、韩国李,云岗等。他出生在朝鲜东北部咸镜南道洪原的一个农民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就积极投入到国内抗日斗争的洪流中,立志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在参加反对日本残暴统治的爱国学生运动中,他坚毅、果敢、有主见,表现出了很高的组织才能,并脱颖而出,成为急先锋。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三一”独立运动。在全国反日大示威的群众游行集会现场,他作为朝鲜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慷慨激昂地宣读了由代表们联合署名的《独立宣言》。日本警察署对这位学生领袖恨之入骨,四处通缉他。在躲避追捕中,他巧妙周旋,多次化险为夷。4月间,他辗转流亡到中国,与中朝革命斗士们共同战斗。在上海,他担任《新大韩新闻社》编辑。当时,正值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宣告成立,这也使他看到了奋斗方向。1920年,他化名秘密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京都帝国大学医科和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研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光阴荏苒,4年后他学有所成,视野宽阔了,也更加坚定成熟了。他重返朝鲜后,以《东亚日报》或《朝鲜日报》记者、编辑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创建朝鲜共产党的活动。他加入了朝鲜马列主义同盟,并于1926年春天在朝鲜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2月,朝共遭到大破坏,他也再次遭到通缉。经共产国际介绍,这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硬汉再度流亡中国,继续倾力从事革命工作。不久之后,他就在上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李铁夫接受中共的指派,赴北平工作,出任党的外围组织——北平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党团书记,从此开始了在中共地方重要领导岗位上长达6年的曲折任职经历,成为中共党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这也表明,当时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超越了民族和国界的基础上并肩战斗在一起的。
1932年9月后,李铁夫相继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当时,革命陷入低潮,共产党员生存毫无保障,可谓血雨腥风,白色恐怖。中共河北省委机关1933年春即遭破坏,李铁夫处于极度险境之中。5月18日,他在北平秘密出席反帝大同盟党团会议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押往南京监狱。在狱中,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吐露党组织的秘密,经受了肉体折磨和生死考验。同年7月15日,经党组织和朝鲜同志营救,他获得保释出狱。当时的斗争是残酷的,情况是复杂的。矢志不渝的李铁夫经过好一番周折,才和省委重新建立起联系,并接受了严格的组织审查。在此期间,他没有被安排职务,但他被允许对党的反帝斗争和文化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还能为党刊撰写文章。
在津假扮夫妻 真结革命伴侣
     1934年年初,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附近的朱家胡同(今解放北路与曲阜道交口处)内一家裁缝铺的楼上,住进了一位汉语发音不太准、对外公开姓“杨”的“福建人”。这个戴着深度眼镜的学者模样的人,就是李铁夫。原来,他的党籍获得恢复后,党组织派他化装来津工作。他先栖身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附近的二十六号路(今开封道)沿街3号的吴砚农家中,后来住到小白楼这处秘密的党的活动据点。这时,他的身边还有一位自称南开中学语文教员的年轻女士与他形影相随。他们经常手挽手外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原来,这是组织上为给李铁夫来津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做的巧妙安排。这位年轻女士真名叫张秀岩(1895-1968),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刚刚从北平调到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工作,任天津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她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历,曾任北平文化界左翼联盟党团书记、北平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
      二人假扮夫妻,组织“家庭”。这一招确实起到了掩人耳目的作用。这种当年叫“住机关”的应急措施,使二人都不容易暴露身份。他们似乎有许多朋友经常来“家”里聚会欢聚。原来,这是同志们在秘密开会。朝夕相处,二人共同担负“家庭”重担,在革命友谊基础上建立起了真挚的感情。 
     李铁夫的原配早年病逝,张秀岩则一直独身。当年年底,经党组织批准,他们正式结为伴侣。张秀岩先后在国民党当局天津市统税局和北宁铁路局找到了差事,以微薄收入维持这个特殊家庭的简朴生活。李铁夫则承担起家务活儿。丈夫教妻子日语、妻子则帮丈夫整理读书笔记和文章素材,二人苦中作乐,但也其乐融融。
认清“左”倾错误毅然秉笔直书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引起了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动。但是,党内却正在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北方党组织的某些负责人不顾困难处境,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经中央代表推动,错误地提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北方苏区,建立红军”等口号,一味要求采取正面斗争行动,公开搞飞行集会,盲目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致使党组织和群众斗争屡被破坏,很多党员被捕牺牲,损失严重。
     李铁夫对此深感痛心。他坚守党在白区的工作纪律,但他也模范坚持党的原则。他从党的利益出发,秉笔直书,体现共产党员的忠诚。张秀岩也支持他,鼓励他。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他在冷静思索的基础上对局势进行了客观估计和分析。从1933年11月至1934年2月,他相继撰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关于目前整顿组织的几个意见》、《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转变基础和反关门主义的问题》、《反帝运动不开展的原因是什么》等一系列文章和意见书。
“铁夫路线”遭批 依旧坚持真理
     他连续八次上书中共河北临时省委,要求改变斗争策略,还把部分文章投到党的北方刊物《火线》上。他的意见得到河北临时省委部分领导成员的赞同。但是,中央驻北方的某些代表却火冒三丈,视其为严重政治问题,予以严厉批判。1934年3月30日,临时中央发出《致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的信》,要求对李铁夫给以“最后严重警告,停止其一切领导工作”,并要求“在河北党内开展极残酷的斗争”,对于支持李铁夫观点的同志进行严肃处理。随后,河北临时省委作出《关于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决议》。一场反对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的铁夫路线”的批判斗争,大规模地开展起来。5月,李铁夫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失去组织联系和工作条件。
      当时,李铁夫正在全身心投入到抗战救亡宣传工作中,他参与吉鸿昌举办的抗日武装力量培训班的讲课,还挤出生活费帮助办刊物。内部遭到排挤和迫害,外部还要时时提防敌人追捕。他们的处境一度非常困难。他们在痛苦中摸索着,在孤独的处境中仍然忘我地为党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性、原则性。“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李铁夫通过联系的青年学生,参与组织领导了天津学生“一二·一八”大游行。他还组织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常在河东旧俄国公园内活动。 但是,每当他们把群众组织起来时,省委某些负责人便派人来干涉,把他负责的任务接过去,另派他人领导,并对他予以警告。尽管不被信任 、受排挤,但李铁夫和张秀岩并不失望,一次次继续开辟新领域,努力排除阻力建立新关系。他们始终坚定不移,无愧于党的事业。 
得到少奇首肯 委以抗日重任
     1934年8月起,中共河北省委陆续从北平迁到天津。对“铁夫路线”的“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以天津为主阵地,竟然持续了一年多。1936年3月初,中共天津市委重建。张秀岩担任市委妇女部长。同年春天,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纠正“左”倾错误。李铁夫和张秀岩也作为天津市委成员参加了天津市委日常工作。5月,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李铁夫及时向市委书记林枫建议,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图消灭中国的阴谋,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按照刘少奇的部署,市委决定组织广大爱国学生再次举行游行。在游行前夕,李铁夫主动深入到法商学院、北洋工学院找党员和“民先”骨干具体安排。市委的坚强领导,促使天津“五·二八”大游行获得成功。不久后,刘少奇代表北方局充分肯定了李铁夫的主张和他在恶劣环境下对党的工作做出的贡献,纠正了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后召集会议,决定恢复李铁夫与党的联系,并任命他为河北省委委员兼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同时任命张秀岩为市委副秘书长。所谓的反“铁夫路线”的斗争也基本得到遏制。
     李铁夫主持市委工作后,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发展党员和基层支部工作,不断培植革命力量,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党在天津工作的新局面。他帮助法商学院、南开大学筹建起党支部,还建起“民众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市委还组织广大群众有效地反对日货走私。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又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态。
延安介绍经验 逝后全党纪念
     1937年5月,根据中央指示,李铁夫作为白区工作代表奔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全国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中央彻底结束了王明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他在会上的两次发言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受到与会人员的普遍关注。毛泽东与他促膝谈心时,为他和张秀岩“受了打击,受了冤屈”而鸣不平。由于他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积劳成疾,身染肺结核,党中央留他在陕甘宁西北局边工作、边休养。在李铁夫病重期间,中央给张秀岩发来“大哥病重”的电报。但当张秀岩辗转到达延安时,他已不幸逝世。《新中华报》刊登了他的生平传略。
     后来,张秀岩的唯一心事还是关于所谓“铁夫路线”的肃清问题,虽然1936年北方局恢复了李铁夫的职务,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李铁夫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平反。
1940年10月26日,中央作出了关于李铁夫问题的明确结论,由李富春和蔡畅同志找张秀岩谈话。李富春同志在谈话中指出,“李铁夫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不是反党路线。”他又对张秀岩说:“中央认为你也没有什么错误,你一直在困难条件下独立开展工作,并且引导侄儿侄女走上革命道路,党是完全信赖你的。”
     原来,张秀岩出生在霸县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二哥即后来沦为汉奸的张璧。但是,在她的带动和指导下,全家先后有11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泽东后来特意赞扬张秀岩“改造了一个家庭”。刘少奇也找她谈话,赞扬李铁夫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好同志。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对李铁夫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意见做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予以肯定。1945年党的七大上,又指出,1934年河北省委领导的反“铁夫路线”的斗争,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在组织问题上、干部政策上的表现。李铁夫的问题终于被澄清,得到圆满解决。在七大期间,党中央还专门为他重新立碑并书写了碑文,石碑的正面镌刻着: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同志之墓。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李铁夫坚持党性、坚持原则、重视实际、深入群众,同“左”倾错误路线斗争的动人事迹至今仍被传颂。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孜孜不倦的革命精神和对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为中共党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也是值得天津人民永远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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