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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陈毅
网站: http://www.honggewang.com 时间: 2009-2-10 10:24:00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央决定让陈毅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作准备。1956年秋,在印度大使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陈毅晕倒了,经检查有心脏病,休养了一年多。1958年2月,才正式出任外交部部长。1960年1月,我出任驻几内亚大使,因此这段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1964年我回到国内,在西亚非洲司任司长,又亲眼看着他并且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前期的困难时光。

  最初印象

  陈毅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很深。

  第一个印象,他到外交部上任连个秘书也没有带,孑然一身地来了。干部司找我商量,我们把杜易推荐给他当了秘书。这件事看起来简单,但有些人新到任必随身带几个老部下,相比之下,就可以看出陈毅对干部不讲亲疏,不搞帮派,大家也因此更加敬重他。杜易对陈毅非常忠诚,关心陈毅的安全、健康,在“文革”中一些关键场合帮助出出主意,在困难时候安慰陈毅。杜易后来写了本书,名字就叫《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我看过这本书,既饱含着对陈毅的深情厚谊,又大量保存了“文革”中的重要史实。

  第二个印象,他对干部非常爱护。有一次,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康生看后批了几个字,说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于是,在外交部司长以上的会议上,把我批斗了三天,有人还提议召开全体大会批斗。陈毅和廖承志知道后制止了此事。

  陈毅对干部的生活也是很关心的。当时外交部对驻外干部的津贴费提出一个削减的方案。随后,方案发给各驻外使馆征求意见。驻埃及大使回电表示支持,但说要把卫生纸、肥皂、牙膏等日常用品从国内带过去,说这样津贴就够用了。会议主持人在会议上念了这位大使的电报后,说这位大使是支持削减的。我知道这位大使是喜欢说反话的,我说我看他不是支持,而是说反话。陈毅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家的意见,主席说,对外不要过于寒酸,津贴还可以增加一些。结果,津贴按主席的指示增加了。

  陈毅对干部要求很严,批评起来也很严厉。他批评起来直言不讳,但是批评完就没事了。他不仅批评别人,也常以自己犯过的错误来教育大家。他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我们的敬仰。

  每次我们和陈毅一起外出,他总是和我们住在一个宾馆里,一起吃饭聊天,谈笑自如。

  1958年,美国入侵黎巴嫩。我在部党组会议上提了13条意见,讲对美斗争策略。陈毅听完后说,柯华你提的这13条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中央的一条,有了中央这一条,问题就解决了。他把中央的意见传达给我们。陈毅的传达,也说明他对干部的信任,但他同时要求大家保密。当时参加会议的共18人,陈毅让把这18人的名字记录下来,如发生泄密,就从这18人中查问。

  20世纪60年代,外交工作一度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国际上斗争很激烈。这时候,陈毅有一段很有名的讲话,说你们都一块儿来吧,霸权主义和反动派一块儿来进攻吧,我们等着,等得头发都白了。当时全世界都很震惊,这么大的气魄,只有中国敢这样讲话。陈毅的外交战略思想和胆略气魄也充分体现出来了。我们做外交工作的人听了,深感振奋。

  在“文革”中坚持自己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毅就有了自己的一套思路。他觉得“文化大革命”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讲政策,不能乱搞,要抓革命促生产,外交工作更不能耽误等等。他在许多场合积极宣传这些观点。他也多次将矛头直接指向林彪。陈毅了解林彪的历史。1927年,林彪还只是一个连长,而陈毅却是这个团的领导,他当时就觉察到林彪很有投机性。

  当时,外交部的造反派玩了一个笨拙的手腕,或许是他们的所谓策略吧。他们请陈毅当红色造反派的司令,给他戴上红袖章,请他在大会上讲话。陈毅上台后,开始还平心静气地讲了他的思路、主张,用意当然是在教育外交部的造反派。可是讲着讲着,陈毅语气一变,说:“你们让我当司令,可不要当面叫司令,背后使绊子。”他又说:“一些红小鬼,陈丕显、方毅,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我要为他们说话,奋不顾身地说话。你们不同意我也要说。革命历史证明,整人的人最终是要失败的,能团结人的人最终是要胜利的。我说这些话,可能会坐牢,老婆离婚,甚至杀头。我不怕。我从来不靠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我就不相信,就你革命,我陈毅就不革命。你不就是个连长嘛。”

  陈毅讲话的时候,参加大会的有几百人,地点是六国饭店的大礼堂。我们听了,心里很痛快,只有陈毅敢这么讲。他讲话讲到激动处,就把麦克风推到一边去,自己大声地说。

  对造反派的混淆黑白,胡作非为,陈毅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他在外交部全体人员的大会上讲话,没讲多少,就把袖子一捋,喝道:“你们要造反啊?!”第二天,围攻他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贴出来了。

  我写了一张支持陈毅的大字报,从二楼一直挂到一楼,写了12个大字:“陈毅同志的脾气发得好得很!”三个人签名,我的签名在中间,写得很大。另外还有两个人签名:一个是甘野陶,是外交部第一任驻朝鲜的临时代办,被说成是“叛徒”;另一个是龚普生,被说成是“叛徒”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的夫人,当时任条法司司长。他们的名字写得小一点,写在两边。有人对我说,你写也可以,为什么要带两个“叛徒”呢?我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叛徒。后来,我因为这张大字报又挨了不少斗。军代表给外交部的人发毛主席像章,特别指名不发给我。

  当时外交部的一批干部子弟,对揪斗陈毅和老干部很不满意,围着外交部质问为什么要打倒陈毅,和造反派辩论。陈毅知道后,把他们召集起来讲话。陈毅说:“他们要造反。我现在没有人,以后有人了,我再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我大儿子当时就在旁边站着,说:“老总,我们都是你的人。”陈毅说:“现在不是时机,等时机到了再说。不是不报,时机不到。”

  在此期间,陈毅热心于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讲他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进行的看法和思路,有请必到,苦口婆心地规劝大家。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很生动地劝大家不要头脑发热,不要无限上纲,不要认为越“左”越好,要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不要有一次错误和缺点就把人打成“走资派”,打成“黑帮”。他说这样太简单化了,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们一样简单化,我犯过和你们一样的错误。他谈自己的经历,这对当时的青年人有很好的教育作用,使很多人能正确地坚持斗争。他的讲话传得很远,在全国范围内流传,而且传得很快。在“文革”中能够形成一种与造反派对立的力量,陈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造反派面前,陈毅也直截了当,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到飞机场迎接外宾,陈毅去了,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也去了。他向陈毅提出来,欢迎客人的名单中要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陈毅后边,排在其他副部长前边。陈毅不同意,他恼羞成怒,摔门就要走。陈毅当面痛斥他说,什么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你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那段时间,我们都担心,怕陈毅说话太多太冲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有一次,他在钓鱼台接见外宾,我和一个翻译、一个记录人员也在场。我怕他又说多了,一见面就抢先提醒他说,陈总,现在都分派,我们三个人就分三派,我是当权派,他是造反派,他是保皇派。陈毅这次总算注意一些,只与外宾谈工作了。

  事后,陈毅单独对我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是,我不说谁说?不说就不是共产党员!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样的共产党员不值一文钱。”我知道,他这话对其他一些同志也说过。应该说,这是陈毅对全国
共产党员说的话。

  有一次,周总理召集外交部的一二百人在中南海开会,批评造反派拆掉一些司长以上干部的电话和取消他们的汽车,要造反派即刻把电话安上,把汽车恢复给这些领导干部使用。正在这个时候,陈毅走了进来,一边走一边喃喃地说,这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总理安详地望着陈毅说:“陈总啊,你还是耐心点嘛。”陈毅说:“我还不够耐心吗?”说着,他就听从总理的话坐了下来。

  另有一次,总理召集一个小会,有十几个人参加,陈毅是后来的。他一进门,就边走边说:“接班人应该是你嘛,怎么是他呢?”这时,总理把手一摆,谦虚地说:“我只能当个助手。”陈毅很不服气地坐下了。

  “文革”初期,林彪就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大讲所谓的政变经,说“文革”就是罢官的运动,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有一次,陈毅在外办全体人员大会上说,有的人嘴里说得好听,实际上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别看他《毛主席语录》举得很高,实际上是什么人,我还要看。

  陈毅压抑不住他对林彪的愤怒。在许多场合,他都毫不掩饰地揭批林彪。有一次,他对上海来的同事讲,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说得比他的亲生父亲还要亲,斯大林死了,他就焚尸。现在毛主席的威望这么高,有的人还要捧。历史是很相似的。他要是不当叛徒,我就不姓陈。

  陈毅与江青、林彪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化了。1967年2月16日,在中央的一个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元帅,还有谭震林等老同志,公开与林彪和江青斗争。陈毅当时讲,历史不是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子交给赫鲁晓夫了吗?不是搞了个修正主义吗?事后,江青等向毛主席汇报了上述情况。这就是有名的“二月逆流”的序幕。

  造反派曾经问陈毅:“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这时候,陈毅义正词严地答复说:“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在批斗会上

  “文革”开始后,各种工作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外交工作也很混乱。当时外交工作发生了许多事情,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围攻印尼使馆,我国驻外某使馆在楼顶上立霓虹灯大标语等;大使请客,我们的服务员不给端盘子,而由大使自己去端;把抄家抄得的埃及总统送的礼物拿到大街上卖,被埃及大使买了去,向我们提抗议。在这种情况之下,周总理实在忙不过来,希望陈毅尽早解放,因此请他带头作个检查。陈毅说自己没有错,为什么要作检查。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又想为总理分担一些工作,就耐着性子答应作检查。

  1967年8月1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由陈毅作检查。造反派让我去参加大会“接受教育”。会前,周总理对造反派提出要求,不许在会场上悬挂打倒陈毅的标语,不许揪人,不许侮辱陈毅的人格。为了安全,总理还安排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坐在前两排。大会开始后,周总理讲了一些话,讲完就先走了。总理一走,打倒陈毅的标语就从二楼放下来了,几个造反派冲到台上揪陈毅。战士们护卫着陈毅,把他们推开了,但陈毅的脸已被抓出血来。

  周总理走的时候,会议交给谢富治主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言不发,根本不管。周总理听说后,立即赶回人民大会堂,批评造反派违背诺言。会议结束后,总理安排陈毅的车和他的车一块儿走,以确保安全。

  那天上午开完批斗会,中午陈毅在钓鱼台招待非洲外宾,我出席作陪。我看他平心静气,和客人谈笑自如。他向客人敬酒后对我说:“柯华,你给客人敬一杯酒嘛。”我说:“你都敬了,我给你敬一杯吧。”他说:“你给我敬什么,我是‘走资派’。”我说:“我就敬你,祝你健康。”我敬酒的时候,造反派就在一旁瞪着我,后来
这当然成了斗我的一个理由。

  1967年8月26日下午,在外交部又举行了一次批斗陈毅的小型会。当时毛主席对陈毅有个“一批二保”的指示。周总理也亲自到场,他先派人进会场看有没有打倒陈毅的标语,自己拿个凳子坐在门口等着。检查的人说里边有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总理就不肯进去,在盛夏中坐在门外太阳底下,有同志给他草帽他也不戴,一直到大标语撤掉了才进去。这天下午,外交部的造反派勾结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数百人来揪抢陈毅,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周总理事前安排了卫兵保卫陈毅。周总理走后,造反派来抢人,卫兵在外交部保陈派的帮助下把陈毅藏到洗澡间。那一次,陈毅被困在洗澡间达五六个钟头,最后还是周总理令卫戍区派车把陈毅从后门接走了。

  这样的批斗会,陈毅先后经历了八次。所谓批斗,实际上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八次批斗会对陈毅的身心是严重的摧残。

  陈毅在困境中的心情,可想而知。有一次,我在钓鱼台见到陈毅,我说外交部的老同志托我向你捎话:“我们都认为你没有犯错误,你是大功之臣。”陈毅打断我说:“唉,不说了。”其实并没有人托我向陈毅问好,但我相信我的话代表了许多老干部的心声。

  龚澎和我是同学,“文革”期间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当时我对陈毅说,我和龚澎约好了,要去看你。其实我们并没有约好。陈毅当晚就给龚澎打电话,说柯华说你和他要来看我。龚澎说是啊。我和龚澎都有心安慰陈毅,虽没有约好,她是会想到我的用意的。

  陈毅生病的时候,正在石家庄的一家工厂劳动,周总理亲自批准将他接回北京治病。回到北京后,301医院推说没有房子,结果陈毅等了五六天才住进医院,会诊说是亚急性阑尾炎,开了刀才发现是结肠癌。那次手术没有做干净,扩散了。后来周总理找了肿瘤医院的吴院长亲自给他治疗,吴院长虽很认真负责,但已是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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